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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世纪“丝绸之路”的拓通与“中国形象”的世界认知
2019年09月02日 09:06 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 作者:邱江宁 字号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13—14世纪,蒙古人的世界性征略行动在对世界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同时,也使海、陆“丝绸之路”大范围贯通,欧亚大陆上并存的几大文化圈的相互交流与认知情形大为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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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13—14世纪,蒙古人的世界性征略行动在对世界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同时,也使海、陆“丝绸之路”大范围贯通,欧亚大陆上并存的几大文化圈的相互交流与认知情形大为改观。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不仅由传统汉族为中心的小中国转变成多民族、疆域辽阔的大中国,而且也借助海、陆“丝绸之路”畅通这个有利环境,成为当时世界体系的中心,为世界所广泛认知与认同。世界几大文化圈对“中国形象”的认知由“名”到“实”,由传奇到现实,由官方的、宗教的表达走向民间的、世俗的表达。正是借助“丝路”拓通的现实基础,“中国形象”在世界人们的心中前所未有的饱满而富于活力。

  关键词:13—14世纪;海、陆丝绸之路;中国形象;欧亚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印度文化圈

  作者简介:邱江宁,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丝绸之路”的说法,最早来自19世纪(1877年)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著作《中国》[1]一书,乃指中国与中亚、印度等古代西域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交通路线;20世纪德国历史学家郝尔曼在《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中,确立了“丝绸之路”之名[2],将其范围拓展出中国到中亚和印度之间,并延展到了罗马[3];而法国汉学家沙畹在其所著《西突厥史料》中提出,“丝路”有海路和陆路两道[4];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在他1967年出版的《探索海上丝绸之路》中初次提出“海上丝绸之路”[1]。综合历来人们对“丝绸之路”的认识与定义,“丝绸之路”可泛指古代中国与世界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交流的主要区域与道路,它实际是一片交通路线网,从陆路到海洋、从戈壁瀚海到绿洲,途经无数城邦、商品集散地等社会区域。而来往于这片交通网络的有士兵与海员、商队与僧侣、朝圣者与游客、学者与技艺家等等,这些来往的人们赋予了“丝绸之路”丰富的意味。

  13—14世纪期间,蒙古人的世界性征略活动为他们创建了人类历史上疆域空前的蒙元帝国,其境土横跨欧亚,东起今太平洋之滨,西达东地中海,南邻印度,西接伊斯兰、基督教世界,形成欧亚大陆自东向西所并存的四个大文化圈: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汉文化圈、中亚和西亚的伊斯兰文化圈、南亚的印度文化圈以及东地中海与欧洲的基督教文化圈[2]。在开疆拓土的同时,蒙古人对海、陆“丝绸之路”的建设也功不可没。借由沙漠与海洋两大出口,蒙元时代实现了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的全面贯通[3]。法国学者莱麦撤认为,道路的畅通使得各民族人员的往来迁徙变得便利直接:“蒙古人西征,将以前闭塞之路途,完全洞开,将各民族集聚一处。西征最大结果,即使全体民族,使之互换迁徙。”[4]不同文化圈的人们借由海、陆“丝路”的大范围拓通,来往于蒙古大汗驻跸和统治的区域,从而在相互交流与认知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中国形象”的世界性输出在13—14世纪进入一个巅峰时期。

  一、13—14世纪“丝绸之路”的大范围拓通与世界格局的变化和交流

  13—14世纪期间,在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率领下,蒙古人抱持着北方游牧民族的暴力理想,试图将“日出日没”处,凡是“有星的天”“有草皮的地”尽看作长生天对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赐予。这种没有边界意识的愿景在蒙古人近百年的世界征略进程中以暴力的方式呈现:“消失的国家超过20个……很多独立的公国、王国、汗国和苏丹国在蒙古帝国崩溃之后都消失了。在50年之内,欧亚版图无可挽回地改变了。”[5]而在这同时,随着世界格局的改变,东、西方“丝绸之路”也得到了多方位的拓通。

  首先是成吉思汗时代的“丝路”拓展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的交流。对于13世纪的世界而言,蒙古高原的统一和蒙古国的建立是改变世界格局的重大事件。蒙古高原的统一意味着草原上的各部族融合形成全新的蒙古民族,蒙古逐渐成了混杂着众多“有毡帐百姓”的庞大群体,“蒙古一名即概括了众多的北方游牧部落”[6]。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使得“东起兴安岭西达阿尔泰山约1600公里,北接贝加尔湖,南抵中国长城(按:陈得芝注认为,应该是金朝长城)的戈壁沙漠约960公里”的蒙古高原上的各个分裂的部族势力联结成一个强大的整体[7]。蒙古国建立之后,帝国相继向东、向西扩张。向东——从1205年起对西夏发动了五次攻战;对金朝发动1211—1217、1212—1223两个阶段的蚕食侵掠之战。向西——自1211年开始,逐步将蒙古西部的区域诸如哈剌鲁部、西辽、花剌子模、吉利吉思、康里等政权所辖之境并入帝国的版图。

  就“丝绸之路”的拓通而言,蒙古人的东拓西征使得波斯道与中国联通。帝国的驿站在原辽、金的驿站基础上从帝国的东北部向中亚区域密集地铺设开来。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成吉思汗制定的律令和颁布的札撒”一节中写道:“他们在国土上遍设驿站,给每个驿站的费用和供应作好安排,配给驿站一定数量的人和兽,以及食物、饮料等必需品。”[1]蒙古国学者认为,“蒙古高原广阔的山地草原构成世界两大文明区,即中亚绿洲文明区和从多瑙河延伸至中国长城的欧亚草原文明带的一部分。很久以来,蒙古高原就处于世界交通的交叉口。两条大动脉,即伟大的丝绸之路和又叫草原丝绸之路的欧亚草原走廊,将蒙古高原与东西文明中心地区连接起来”[2]。而蒙古对中亚区域的征服,使得中亚区域的回鹘、穆斯林成为伊斯兰文明和汉文明的中介,这些人也借助蒙古人的征略而在更广袤且不受阻碍的区域上享受贸易与交通的便利[3]。更值得指出的是,蒙古人在灭掉位处中亚的西域大国花剌子模国后,最大程度地推动了13—14世纪的西域人东迁。马建春在《元代东迁西域人及其文化研究》中指出:“蒙·元时代西域人的大量东迁,不仅导致了西域人在中土聚合高潮的出现,而且大大影响了这一时期中国的民族构成,并促成了元朝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4]就文化的交流而言,西域人的大规模东迁也极大地推动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与中国的交流与融汇。

  其次,窝阔台汗时期的“丝路”拓展成绩及与基督教文化圈的交流。在成吉思汗征略天下的进程中,其第三子窝阔台居功甚伟。与父辈的功绩相比,窝阔台一生的征略主要体现于灭金和长子西征,同时还包括继承父亲未竟的灭西夏扫尾工作。1227年,在成吉思汗去世不久,西夏灭亡;1234年,金朝灭亡。灭金的结果使得蒙古人在中原和中亚建立了稳固的统治;1236年,窝阔台又组织发动由拔都率领的蒙古第二次西征。战争从1236年春蒙古军队集结完毕,向西推进开始,直至1241年窝阔台去世,以15万之众横扫欧亚,从保加尔边境一直打到亚得里亚海东岸,一路战胜了保加尔、钦察、罗斯、波兰、匈牙利,并攻入了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波希米亚、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近郊。西征的结果,蒙古的版图扩展至从太平洋至亚得里亚海、从北冰洋到波斯湾。

  就“丝路”建设的情形且较之乃父的贡献而言,窝阔台时代发动的第二次西征,蒙古军经撒莱、里海和咸海北,征服了斡罗思和钦察人,不仅将波斯道和钦察道这两条道路建设成当时重要的陆上国际干道,而且还在统治范围内建立了完善的驿站制度。这些拓通的驿路在蒙古大军征略之后,又“开放给商人、传教士”,“使东方和西方在经济上和精神上进行交流成为可能”[5]。1246年,意大利传教士约翰·卡宾尼参加贵由汗的即位典礼看到:出席大典的不仅有蒙古贵族和各汗国的使团,还有“中原地区的官员,突厥斯坦与河中的长官马忽惕,呼罗珊的异密阿儿浑,伊拉克、鲁尔、阿塞拜疆与设立汪等地的异密。罗姆素丹鲁克那丁,格鲁吉亚的两个争王位者大卫·纳林与大卫·拉沙,俄罗斯大公雅罗斯拉夫,亚美尼亚王海屯一世之弟森帕德,毛夕里素丹巴得拉丁鲁罗之使者,巴格达哈里发派遣的大法官法赫鲁丁,法尔斯与起儿漫的使臣,阿剌模忒易司马仪派教主阿老丁和库希斯坦派来的使者,甚至还有法兰克的使者”[1]。从卡宾尼开始,基督教文化占主流的西方与东方在经济上和精神上进行交流的情形越来越频繁。

  其三,蒙哥汗时期的丝路拓通情形与印度文化圈的交流。在蒙哥汗的规模经略之下,蒙古军队发动了对南宋、大理以及西亚的征略活动。蒙哥即位第二年(1252年)即令其二弟忽必烈率大军远征大理,1253年令三弟旭烈兀率军攻打西亚地区。1258年,蒙哥本人亲率大军攻打南宋。西征军拓疆几万里,先后攻取波斯南部的卢尔人政权,再攻灭波斯西部的木剌夷国,再灭阿拔斯王朝,灭叙利亚的阿尤布王朝,攻占了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在东路军与南宋的交战中,南宋辖下的四川北部大部分地区也被蒙古人攻占。到1259年蒙哥去世之际,蒙古帝国的疆域向东滨于阿姆河,向西临于地中海,向北界至里海、黑海、高加索,往南至波斯湾,亚欧大陆首次在一个游牧汗国的控制下被联结为一个整体[2]。对于之前时代人们“所谓勒燕然、封狼居胥,以为旷世稀有之遇者”,现在却可以“单车掉臂,若在庭户”了[3]。就“丝绸之路”而言,西亚及西南“丝绸之路”得以拓通和兴盛。缘西南“丝绸之路”的兴盛,元朝中国与印度文化圈的交流也得到发展。据《元史·地理志》称,忽必烈括大理后,“其地,东至普安路之横山,西至缅地之江头城,凡三千九百里而远;南至临安之鹿沧江,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凡四千里而近”[4],所辖区域实际包括今云南全省,四川、贵州两省及缅甸、泰国、老挝、越南四个国家的各一部[5],这使得以印度文化为主导的东南亚区域与蒙古辖境的人民得以加深往来。

  最后,元朝的“丝路”建设成绩与汉文化圈的影响。在蒙古帝国史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史进程中,1260年蒙古帝国的分裂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259年蒙哥在重庆合州钓鱼山去世,1260—1264年间,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之间发生持续近五年的争汗之战,尽管战争以忽必烈一方取胜而终结,但蒙古帝国却由此走向分裂。忽必烈在获得汗位后,将征服与统治重心转向汉地及南宋。1271年,忽必烈朝廷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建汉制国号谓“大元”,成为具有双重身份的蒙古大汗和中原皇帝。到1276年攻占南宋都城临安之后,元朝的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6],之前属于辽朝、西夏、金朝、吐蕃、大理以及南宋政权的领土都成为元朝疆域的一部分。此外,高丽、缅甸、安南、占城等国在元朝的征战下,成为元朝的藩属国。与之前蒙古国相比,在13—14世纪,东亚文化圈在两宋的基础上,延及面更广远:东边是朝鲜、日本,东南是越南及其以南、以东的东南亚国家,西南包括中国的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西面直达帕米尔高原以东,往北则越过内、外蒙古大草原直达西伯利亚大森林,东北到达外兴安岭内外。汉语写作与习得不仅包括汉族文人,还包括高丽、安南、日本等区域和国家的人们。

  另外,趁着忽必烈兄弟争汗,诸王们在选择支持不同阵营的同时,在自己的征服地区建立了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和窝阔台汗国等实际上独立的政权。元朝中国与四大汗国,皆属于成吉思汗黄金家族成员的领辖地,四大汗国的统治者同奉入主中原的元朝为宗主国,与元朝驿路相通。

  基于这样的政治背景与世界格局,13—14世纪世界的海、陆“丝绸之路”得以多方位拓通,区域与人民之间互联互通的情形臻于鼎盛。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概念的内涵以及中国在世界的位置在13—14世纪发生了极大变化。对于传统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国而言,蒙古人的征略以及元朝治下中国的建立,不仅使传统小中国转变成一个包含蒙古、西域、契丹、女真、吐蕃、汉族等多民族的、疆域辽阔的大中国,而且使得中国被强行带进世界格局的中心,与世界的关联程度前所未有地频繁密切。围绕名称定义、疆域范围、文明程度以及风物繁盛等内容,世界几大文化圈对“中国形象”的认知由“名”到“实”,从传奇到现实,由官方的、宗教的意味走向民间的、世俗的意味。缘于与中国关系的亲疏、远近、依附程度的大小,世界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呈现出立体、丰富而多元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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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邱江宁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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