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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堡城市功能研究
2020年08月28日 10:09 来源:《城市史研究》2019年第40辑期 作者:陈志强 字号

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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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具有多样性的功能,在千年帝国史上发挥了皇权专制帝国政治中心的功能,成为拜占庭帝国的鲜明政治象征。君士坦丁堡还是拜占庭帝国最重要的军事堡垒,发挥了抵御外敌,抗击武力入侵的军事功能,同时因其安全性而成为拜占庭帝国多样性外交活动的舞台,发挥了外交平台功能。君士坦丁堡更是欧洲地中海世界的经济中心,长期发挥经贸活动中心的功能。君士坦丁堡还是该地区东正教中心和文化交往中心,发挥其独特的文化和信仰中心的作用。

  关 键 词:拜占庭帝国/君士坦丁堡/地中海城市  

  社科基金: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研究”(14ZDB06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志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1453年,当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攻陷了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后,便根据人们常用的其简称,用土耳其语称之为“伊斯坦布尔”。这个城市是具有千年历史的拜占庭帝国的都城,最初是沿用其古代称谓“拜占庭”,后来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的首位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在这座古希腊商业殖民城市旧址上,大规模修建,并于330年开城启用,后人为纪念这位伟大的建城者而改其名为“君士坦丁堡”。①这个城市此后便成为拜占庭帝国的中心,在帝国历史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展现了其辉煌的城市发展史。由于该城在帝国千年史上占据的特殊地位,并成为拜占庭文明生活的光辉舞台,后世人才恰如其分地用其名字指称整个帝国。鉴于该城的重要性,国际学术界对之开展了长期的多学科研究,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②这些成果成为我们探讨君士坦丁堡城市发展问题的重要参考。君士坦丁堡逐渐发展的各种城市功能集中代表了拜占庭帝国城市的特征,也反映出拜占庭文明成长的特点。本文对此做初步探讨,并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专制统治的首府

  拜占庭帝国一度是欧洲地中海世界中古时期最强大的帝国,因此作为帝国都城的君士坦丁堡也一度发展成为该地区最繁华的大都市,无论在城市规模还是繁荣程度方面都远远超过其他城市。作为帝国的首都,其强大的政治功能充分表现在帝国历代皇帝以此城为定居地,几乎千年不曾改换。而拜占庭帝国这个高度专制集权的国家特别强调其皇帝的绝对君主权,从城市比较的角度看,君士坦丁堡的政治心脏地位是欧洲地中海世界中古城市之最,它因此也被当时人称为“万城之王”。

  作为拜占庭帝国首都的君士坦丁堡,从建立之初即凸显其政治中心的特征。该城不仅是一次性规划,而且举全国之力短时间内建成。当324年君士坦丁一世决定兴建新都时,就规划把这个东部“新罗马”建成人世间最伟大的城市,即不仅要继承伟大的罗马帝国旧都的传统,还要超过旧罗马的规模,要比旧罗马还要典雅宏大。要完成这一宏大计划并非易事,君士坦丁皇帝运用其超强的智慧和能力,全面启动工程。为了招揽帝国各地的建筑人才和能工巧匠,他指派心腹重臣重金聘用,还下令建立各层次技术培训机构,在很短的时间内培训出从泥瓦匠、放线技工到指挥调度工头等各工种,他们都被迅速派往建筑工地。君士坦丁一世为此费尽了心思,夜以继日地与技术人员商讨规划细节,当325年正式开工时,他早就成竹在胸。他还精心编造了遵循上帝旨意的神话,让紧随其后的文臣武将心悦诚服。当他按照旧罗马的“七丘”传统,选定“新罗马”的地貌边界时,气喘吁吁的文武百官都不得不为其宏大的建城计划所震惊。③他不仅踏勘新都城的地理环境,根据其特殊的地貌,提出城市整体布局的构想,还与城市设计团队和建筑技师专家们讨论具体的细节,甚至就城市广场的装饰提出修改意见。

  作为一次性建成的首都,帝国当局严格按照旧罗马的样式设计施工,且刻意营造“新罗马”的典雅豪华。君士坦丁大帝调集帝国各地的建筑师和能工巧匠,按照罗马城市各种建筑物的模样,依据各自不同的使用目的精心设计,全面施工建设。为了美化城市的大街小巷,他指示部下征集许多破旧古城的古代遗存,诸如大理石雕刻、巨石方尖碑,大量古代建筑构件和艺术装饰物被精心运抵新罗马的建筑工地。④正是在这个时期,罗马、雅典、亚历山大、以弗索和希腊各地很多古典时代的文化名城都向新罗马“贡献”了精美的大理石雕像和方尖碑,这些“装饰物”长期美化着“新罗马”。这个时期从古希腊宗教中心特尔斐神庙搬运来的青铜蛇柱至今矗立在伊斯坦布尔街头广场,成为游客凭吊往昔的历史景点。⑤当时人所知世界上最优质的粗大原木和各地特有的彩色大理石都用于新都建设,为能工巧匠施展技艺提供源源不断的材料。新罗马建设仿照旧罗马具有深远的政治含义,在具体设计施工中也突出了传承伟大帝国政治中心的意义。根据考古和文献研究,在城区内的公共空间兴建了多种形状的广场、公共学堂、元老院会议大厅、用于赛车的巨大赛场、剧场,为美化新都的贵族豪宅、公私浴池比邻而建,保证新都物质生活水平的柱廊、谷仓、引水渠道和地下蓄水池施工质量上乘,法院大厅、教堂、宫殿和数千所贵族官邸处处彰显着东罗马帝国的强大。⑥

  正像所有出于政治目的进行的建筑工程一样,君士坦丁堡的建设也限定了严格的工期,这一点与其他欧洲古代城市的缓慢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为了加快施工进度,皇帝特地调动数万哥特士兵投入建筑工作。这支哥特人部队是君士坦丁皇帝在内战中依靠的重要军事力量,在其战胜各路军阀的残酷战争中屡建奇功。⑦统一帝国的战争结束后,君士坦丁立即将无仗可打的兵力投入新都建设的工地,加快了新罗马施工工期的进度。作为刚刚实现了政治统一的皇帝,君士坦丁急于确立新都的核心地位,以便更迅速地建立起新的政治中心。君士坦丁皇帝的全力运作很快便结出了硕果,经过五年施工,新都建设基本完工。虽然很多细节尚待完善,但他迫不及待地举行了新罗马的开城仪式。新都确实令人震撼,其面积是原来古城的十余倍,不仅规模宏大,而且气度非凡,其豪华典雅空前绝后,成为博斯普鲁斯海峡西侧的奇迹,在马尔马拉海北岸形成了亮丽的风景线。这个总面积达8平方公里的新城远比故都罗马宏大,也在此后数百年成为西方城市之冠,居民人数超过了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尼罗河的亚历山大、爱琴海的雅典,以及后世的伦敦和巴黎。⑧

  君士坦丁堡作为首都,其核心区自然是皇帝及其宫廷所在的大皇宫。王宫建筑群占地60多万平方米,以旧城海拔最高的小山丘为主要区域,这里是新都的制高点,不仅可以居高临下掌控全城,而且位居三角形城区的东部顶端,三面临水,气势恢宏。这个建筑群是精心打造的建筑精品,使用地中海世界最洁白的大理石材料,精雕细刻的天台大理石栏杆和多条廊柱大道交相辉映,高低不同错落有致的楼堂殿亭构成新都美丽的边际线,特别是在阳光明媚的夏季,深蓝色的海天衬托着洁白的建筑,其中点缀金色屋顶,将君士坦丁王朝的气势显现得淋漓尽致。这个新都的核心区也是整个帝国的中心点,其中比邻的多个宫殿和花园,都搭配合理,而议事厅大殿则尽显拜占庭帝国皇帝的威严和尊贵。同时,为皇帝的安全和出行方便考虑,皇宫内设有地下通道与大赛场相通,另外从皇家后花园还修建了一个大理石码头直达马尔马拉海。⑨

  拜占庭帝国幅员辽阔,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其政治中心必然凸显其专制威严。众多朝廷官员住所和机构集中在君士坦丁堡大皇宫周围,这里自然占据了最佳的地点。特别是以大皇宫为端点的两条主要城区大道,直通西部城门,再由此连接整个帝国的交通公路网。无论是执行皇帝意旨的政令还是大小官员,都利用帝国发达的交通系统即驿站和驿道的便捷。⑩有专家研究认为,从大皇宫发出的命令可以在数日之内送达边陲要塞。因此,人们对往来于新都驿道的官员和军士已经习以为常了,并常常根据驿道上繁忙的程度判断帝国边防形势。

  新都作为拜占庭帝国权力核心,还拥有许多特权,其中大片贵族宅邸和高官住区值得特别关注。这里的数千套豪宅是为了吸引地中海世界的大小政客和文化人物而建,最初免费的房屋虽然后来改为收费居住,但他们仍然乐此不疲,纷纷携带家眷入住其中。从皇帝为首的朝廷角度看,这样可以更为有效地控制官员,其家眷带有“人质”的意味。而从各级官员和贵族角度看,这样可以保留在首都的各种关系,他们追求的目标虽然各不相同,但攀附权贵实现更高更快的晋升是相同的。而文人墨客,则在新都找到了发挥各自才能,显示不同才华的天地。当然,新都政治中心的地位也意味着安全,因为该城坚固的城防工事,特别是沿黄金角海湾和马尔马拉海岸向西伸延的约4300米城墙,号称是攻不破的城池。(11)

  君士坦丁堡还继承了古罗马帝国城市建筑的传统,修建了巨大的竞技场。举办竞技和赛车活动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更被当作聚拢公民收买民心的活动。原来的旧城墙被改建为高大的皇城城墙,城门塔楼正对西方的宽广大道。大道南侧修建起新式的赛车场,它的拱墙部分几乎完全照搬罗马角斗场的技术风格,但为便于赛车,大赛场改为长方场地,比罗马竞技场长40余米,其车道很宽,据称同时举行10辆马车比赛也富富有余。尤其吸引人们注意的是场地中央耸立的许多立柱和方尖碑,它们既有来自埃及的古代建筑构件,也有来自古代希腊的青铜金属柱。拱门墙体分布着众多的古今英雄人物雕像,供观众凭吊,四层拱形门廊上都饰有精美的大理石雕刻。值得注意的是,拜占庭帝国初期推崇基督教,故而古罗马时代血腥的奴隶角斗和斗兽表演被激烈的战车比赛所代替。

  作为公众参与政治活动的传统标志,众多的公共建筑群是“新罗马”的又一亮点。以大皇宫为起点的麦西大道一路向西,串联着几个巨大的城市广场,其中最著名的君士坦丁广场就是公共建筑群的集中区域。①按照传统,帝国议会和元老院最为显赫,其正面建造的十几级大理石台阶为政教领袖和文人墨客提供了演讲的论坛和舞台。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广场中央那数十米高的巨型花岗石圆柱,其白色的大理石基座雕刻着皇帝形象的高浮雕,柱子顶端究竟是哪位神祇或皇帝,后世还有争议,因为这根柱子数百年前便在地震中倒下了。②比君士坦丁广场略小的方形广场以塞奥多西皇帝命名,汇集了重要的军事大道,它们向城外伸延,连接入帝国公路网络。特别有特色的是这两条大道两侧都有闻名的大理石柱廊,连接着市政厅、将军府和国库等重要机构,国家图书馆和贵族住宅区也在附近,衬托着它们的重要性。普通民众常常驻足观看初入罗马贵族庭院的显赫人物,他们不时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焦点。

  兴建庞大的新都是君士坦丁皇帝的重大施政举措,在其建设工程完成后,当然也要举行声势浩大的庆典活动,这既是皇帝彰显威严的机会,也是突出新都地位的事件。为此,皇帝不仅亲自主持公元330年5月11日的盛大开城典礼,而且宣布整个帝国举行为期40天的庆祝活动。帝国国库不仅慷慨地为民众提供免费娱乐和赛事,而且指定各个政府机构都要全力投入庆典,让“新罗马”的市民尽情享乐,载歌载舞,彻夜狂欢,其真实意图是为君士坦丁一世的建城“政绩”歌功颂德,让千千万万的民众记住“新罗马”的建筑帝王,从此“新罗马”又被称为“君士坦丁堡”。

  如果倾帝国之力建成的新都此后成为“空城”,那就极大违背了君士坦丁的初衷。为了繁荣新都生活,朝廷第一时间便推出了多项举措,促使“新罗马”迅速兴起,取代旧罗马。这些措施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为整个帝国的精英人物提供免费豪宅,它们的样式和风格与旧城的贵族房屋一样,更增加了绿树草地的庭院。皇帝还亲自点名要求一些著名元老和文人迁居新都,并与其亲信重臣很快出台了提高新都地位的法令,使得新都的元老院获得了与罗马旧元老院同等的法律地位。强有力的利好政策加快了新都的发展,规模日增月扩,居民数量急剧增长,城区居民在一代人间便猛增到数十万人。我们没有关于新都人口的准确数字,但是后世人根据粮食贸易文献和城市引水蓄水池的考古研究,粗略估计“新罗马”在4世纪末时,人口达到50万人以上,更有人推测该城人数最多时可达百万之众。这不仅在当时,即便在13、14世纪都是欧洲地中海世界之冠,可以作为对比的是15世纪欧洲最富有的威尼斯城也不过20万人。(14)

  君士坦丁堡的政治功能既体现在其建城之初,也体现在建城后发挥的主要作用上。这个城市是拜占庭帝国千年历史的见证,是帝国无数悲喜剧精彩上演的舞台,是延续着古代罗马帝国政治传统的拜占庭帝国的中心,是后世人所了解的拜占庭帝国的象征。毫无疑问,当16世纪的德意志学者以这个城市的名字标示东罗马帝国时,君士坦丁堡的特殊性已经为世人所公认,拜占庭帝国这个近代形成的名称为人们所接受也就不奇怪了。

  二 军事要塞和外交主场

  君士坦丁堡特殊的政治地位决定了它必须具有突出的军事战略地位,且能有效地发挥其军事功能,换言之,只有这个具有得天独厚的军事优势的城市,才能为帝国的政治中心提供可靠的安全保证。君士坦丁堡的历史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自君士坦丁大帝建城之初,“新罗马”的军事功能就特别突出,也许在他的脑海中首先想到的就是选择这个军事上易守难攻的要塞。他和其后人鼎力打造的城防体系堪称中古欧洲地中海世界之最,其坚固城墙千年不倒的奇迹在世界上也绝无仅有。无论外敌攻击多么严重,只要都城的防御工事不破,抵抗尚能维系,那么拜占庭帝国的大厦就能保持不倒,帝国还能东山再起。

  君士坦丁堡突出的军事战略功能首先来自其天然的军事地理战略优势。这个城市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西侧和马尔马拉海北岸,扼守黑海—爱琴海—东地中海的通道,控制着欧亚大陆交通的桥头堡。如此优越的军事地理条件很早便为古代军事家所注意。公元前7世纪前半期,在富于进取精神的希腊商人积极开拓海外商业殖民城邦,足迹遍及地中海和黑海沿岸期间,拜占庭所在地就受到他们的关注,并在此建立了一个殖民城邦。最初,他们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一侧建立了察尔西顿城。但是几年后,他们注意到马尔马拉海北岸有一处更好的地点,新建的商业据点使用其首领柏扎思的名字命名,称拜占庭城(Bvζαντιν)。此后数百年,特别是在希波战争中,(15)拜占庭城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此,古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5-前425)曾有过记载。而后,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公元前63-公元21)和古罗马史家塔西陀(Tacitus,公元56-120)等古典作家都对拜占庭城做过描述,因为这个城市在多次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6)古希腊作家早就看到它在经济贸易和军事战略上具有的重要性,连古波斯国王薛西斯一世(Xerxes I,公元前519-前465)手下大将迈加比佐斯都嘲笑察尔西顿城的居民有眼无珠,竟然没有认识到拜占庭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罗马帝国征服并统治整个地中海世界时期,拜占庭城的军事地理优势凸显出来。作为重要的军事交通枢纽,拜占庭城仍然在罗马“东方征服战争”和内战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公元194年,罗马皇帝塞维鲁(L.Septimius Severus,193-211年在位)就是因为拜占庭城居民支持其政治死敌尼格尔(Niger,?-194),对该城进行疯狂的报复,几乎将它夷为平地,一生常驻东方的戴克里先皇帝选择尼科米底亚时也注意到了它,但因其过于残破而无法利用。(17)直到4世纪初,拜占庭城仍然没有从罗马帝国内战的破坏中恢复过来。

  其实,君士坦丁堡的军事地理优势非常明显。它三面临水易守难攻,既有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马尔马拉海的天然保护,又有居高临下的地形优势。其北面长10公里的海湾也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向西看去,该城俯瞰色雷斯平原,只需在陆地一侧建立高大的城墙便能够轻而易举地保证新都的安全。从军事防卫的角度看,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从两个方向构成该城的海上防线,此处建立的防卫前哨和军事要塞都有助于加强新都防卫。(18)

  拜占庭帝国新都战略位置非常重要。与古罗马不同的是,帝国战略重心东移,军事交通体系也因此转向东部。从地图可知,连接西部帝国的军事公路埃格南地亚大道从这里经过,向东对接小亚细亚地区的各条军事公路,因此成为帝国欧亚地区的连接点。同时,新都恰好坐落于黑海—爱琴海—地中海海上要道之中点处,因此控制着帝国南北大动脉。城北的“黄金角”主航道宽460米,既有利于商业船只来往,也可以防止大型船只对该城发动进攻。这个海湾的分支水巷便于船只停靠,也是自古以来各地商船良好的停泊之地。(19)长期以来,城北的水系一直是该城的屏障,拜占庭军队更是在此设立严密的防卫体系,严控船只进出。而当战事紧张时,关口便有大批水军防护。

  君士坦丁一世长期征战沙场,是当时杰出的军事将领,这就使他能够独具慧眼,认识到拜占庭城的军事地理优势。为了确定新都的地址,他日思夜想,颇费了一番心思,以至于在梦中还在思考这个问题,并声称他见到了“神迹”。他在梦中的幻觉有助于他最终选定新都的城址。事实上,有关建立东都的问题是当时君士坦丁大帝文臣武将热议的话题,人们在多个大城之间的选择问题上犹豫不定,争论不休。这些城市都是历史悠久的古城,也拥有不同的地理优势,特别是尼科米底亚这个前任皇帝戴克里先的行宫具有良好的宫殿建筑群。但是,作为罗马帝国杰出政治家和军事将领的君士坦丁一世首先是从军事上考虑问题,他充分认识到帝国东部地区在增强其统治实力中的重要性,而选择古城拜占庭为新都城址首要考虑的是其军事防御能力。因此,他力排众议,最终决定选择拜占庭城旧址作为建设新都的城址。可见,军事地理优势是君士坦丁堡建立之初首先考虑的因素,而这一优势在此后的历史上发挥了突出的效能。可以说,君士坦丁堡的政治功能是其最重要的城市功能,而其军事功能则发挥了最大的效能。

  新都特殊的地理位置既有好处也有弊端,便利的交通也意味着频繁的外敌入侵,“新罗马”的富有持续吸引着各路游牧民族不断觊觎帝国,这也决定了君士坦丁堡的军事功能在拜占庭帝国历史上的重要作用。该城坚固的城防工事分为内、外两道城墙,塞奥多西城墙全长6000米,墙高数十米,外有数米深的护城河。全城高大的城墙还有十余座更加高大的城楼,相互间形成立体作战的体系,其固若金汤为西方世界所罕见。现代军事史家认为,“新罗马”的城防系统军事技术水平极高,在冷兵器时代堪称世界第一。在拜占庭帝国千年历史上,这个都城屡遭袭击,长期的围城战也发生多次。6世纪中期席卷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虽然兵锋直抵亚得里亚沿海、科林斯地峡和爱琴海沿岸地区,帝国心腹地区遭到全面洗劫,但是,君士坦丁堡凭借坚固的城墙阻击了斯拉夫人。(20)同样,波斯军队于605年侵入拜占庭帝国后,也一度在占领了两河流域的达拉前哨要塞后,兵临城下,受到阻击,始终无法越过新都城墙。中亚游牧民族阿瓦尔人尽管也陈兵“新罗马”城下,但无法攻破拜占庭首都城墙。这道坚固高大的城墙成为君士坦丁堡最后的可靠保护。拜占庭皇帝伊拉克略(Herakleios I,610-641年在位)为了全力投入对波斯人的战争,将其前线基地推进到两河流域上游的凡湖附近(今土耳其埃尔吉什)。作为回应,波斯军队沿幼发拉底河北上,绕过拜占庭重兵把守的凯撒里亚地区,从托罗斯山脉沿地中海地带直扑君士坦丁堡,占领了与君士坦丁堡隔博斯普鲁斯海峡相望的察尔西顿,希图威胁新都,将战场重新拉回帝国境内。但是,他们面对的仍然是君士坦丁堡不可逾越的城防,皇帝伊拉克略的兄弟指挥了整个防守战,彻底挫败波斯人的进攻,使远途奔袭君士坦丁堡的波斯人无功而返,进而保证了伊拉克略终于取得对波斯战争的胜利。(21)

  此后,君士坦丁堡在拜占庭帝国与阿拉伯人和保加利亚人的战争中,也多次挽救帝国。655年,刚刚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哈里发军队大举入侵拜占庭帝国,其强劲的骑兵攻势迫使拜占庭军队节节败退,先后丧失了对帝国亚洲领土的控制权。新建的阿拉伯舰队乘势而上,从水上围困了君士坦丁堡。在几个月的攻防战中,拜占庭人凭借君士坦丁堡的城防工事坚守不出,迫使阿拉伯军队无功而返。(22)674年夏季以后,君士坦丁堡又多次陷入阿拉伯海军的海上封锁。然而这支在“圣战”旗帜下无往而不胜的阿拉伯军队始终被阻挡在君士坦丁堡城下,无数阿拉伯将士葬身于守军的强弓硬弩、滚木雷石和“希腊火”,最终迫使哈里发穆维雅承认失败,双方订立三十年和平条约。(23)这一胜利的重要意义受到现代历史学家的高度评价,认为能够阻遏风头正劲的阿拉伯军事扩张,对于欧洲文明意义非凡,使得阿拉伯军队蹂躏洗劫欧洲,进而用伊斯兰教文化征服西方的计划被粉碎,因此可以被视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24)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拜占庭人与巴尔干半岛地区迅速崛起的保加利亚人之间的战争中。保加利亚汗王特耳维尔(Tervel,691-718年在位)就曾举兵入侵色雷斯地区,兵进君士坦丁堡城下,但他们在高大坚固的城墙下无计可施,只能对附近的村庄抢劫一番作罢。(25)同样,保加利亚国王科鲁姆(Krum,802-814年在位)也曾大举入侵拜占庭帝国,杀死拜占庭皇帝尼基佛鲁斯一世(Nikephoros I,802-811年在位),甚至实现了“把我的矛插在君士坦丁堡黄金门上”的誓言,但是仍然受阻于君士坦丁堡。即便是保加利亚最强势的国王西蒙(Symeon of Bulgaria,893-927年在位),自封为“保加利亚人和希腊人的沙皇和专制君主”,但仍然不能占领君士坦丁堡。(26)

  15世纪时奥斯曼土耳其人崛起于小亚细亚,拜占庭国家极为衰弱,但君士坦丁堡仍旧成为拜占庭人最后坚守的堡垒。1422年,苏丹穆拉德二世(Murad Ⅱ,1421-1451年在位)发动了对君士坦丁堡的进攻,动用撞城机、投石器、弩炮、活动塔楼等各种攻城机械,连续作战两个多月,却没能前进一步。据史料记载,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Ⅱ,1451-1481年在位)于1453年围攻君士坦丁堡时调动了数十万人的部队,且配以当时世界上最大口径的火炮,而拜占庭守军仅数千人而已。(27)这场实力悬殊的战役持续了50多天,可见君士坦丁堡的城防工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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