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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教授冯尔康:没有史料就无从研究历史
2017年05月25日 15:1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晁天义 周学军 字号

内容摘要:冯尔康教授是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倡导者和推动者之一。

关键词:史料;研究;南开大学;社会史;教授

作者简介:

  原题:中国社会史:从生活到结构的探索——访历史学家、南开大学教授冯尔康

  冯尔康教授是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倡导者和推动者之一。在60年的习史、治史过程中,他恪守“论从史出”的治学信条,坚持“求真”、“致用”的科学精神和价值取向,上下求索、耕耘不息,形成了以断代史为基础、以专门史为研讨方向的治学体系。为使读者了解冯先生的治学之道和他对历史研究的见解,本报记者近日对他进行了采访,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中国史学事业的真挚情怀。

  郑天挺先生引导我走上史学之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冯先生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让我们从您的大学时代说起吧。20世纪50年代的南开大学历史系集中了郑天挺、雷海宗等一大批在中西方历史研究方面成就卓著的历史学家。您是如何在这种名家荟萃的学术环境下踏上史学研究之路的呢?

  冯尔康:我于1955年进入南开大学历史系,读本科和研究生,工作于斯。50年代,先师郑天挺(字毅生)、雷海宗(字伯伦)等教授执掌教鞭。我在读本科时聆听郑师的明清史基础课,选修史料学、明清史专题课,毕业后留校当助教,改读明清史研究生,师从郑师,治学之道受郑师影响最大最深。记得在研究生第一堂课上,郑师讲授“明史的古典著作与读法”,指出《明史》是史料价值高的“好书”,是学习研究明史的基本读物,因此要常读常新,要刻苦钻研,坚持不懈。

  郑师讲授史料学,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要用第一手史料找史源,例如档案;二是要对史料做出考证,用他的话说叫作“史料批判”,要考察它的真实性,要了解作者的史观与为人。我接受老师的教导,牢固树立选择精读一部书、搜集与审慎运用第一手资料的意识。在治史方法论上,我接受的是从乾嘉考据学到实证史学的理念与方法,治史求真的理念,可以说是由此得到确立。

  《中国社会科学报》:习史、治史的求真理念,在您的治学实践中一定经历过一个愈走愈明确、愈走愈加坚定的过程吧?

  冯尔康:的确如此。求真,无论研究哪一个领域,我都一以贯之。求真,就是要千方百计寻求、阅读原始著作,穷搜史料。我是南开大学图书馆常客,还常在书库读书,那里有张桌子,是管理员有时需要用的,我时不时就在那张没有配备椅子的桌子旁站着读书。我还多次从天津去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每次去若干天,以至一两个月,还曾住宿在位于沙滩的高教出版社的半地下室招待所,因为那时科研经费很是紧缺,而不在意房间的阴暗潮湿。俗话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我对这句话的深切感受就是从师教中领悟出治史之路,上下左右求索,至今不敢停息。

  立足“断代”上下求索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治学脉络是以断代史(清史)为基础,进而以专史(宗族史、社会史)为研讨方向,能否结合这方面的具体研究谈谈您的心得?

  冯尔康:在读研究生时,我开始精读《明史》,后因毕业论文是关于清史方面的,因《清实录》部头太大,没有时间精读,就阅读《东华录》(“蒋录”、“王录”)。精读一部史料丰富而较为系统的史籍,如《明史》,是为研治明史打基础,《东华录》则为清代史打基础。有了这种学业根基才可能上下求索,因为阅读、研究方法大体上相同,研究其他朝代时照章办理,就去阅览那个时代的必读书,而且也不会有太大困难。如南开历史系编写的黄皮本教材《中国古代史》(1974),我写的是明清部分,及至编纂蓝皮本《中国古代史》,我不愿意重复写作明清史了,改写东汉部分,就花时间阅读《后汉书》,兼及《汉书》《三国志》,自然也读一些其他史料书和时彦著作。我之所以敢于写东汉史,就是因为掌握精读一部书的治学方法。而我不愿意再写明清部分,是希望将研究领域往上扩展,不以清史为限。我教中国古代史后半段——隋唐宋元明清史,就读《隋书》、“两唐书”、“两五代史”、《宋史》《辽史》等基本史书,虽然做不到精读的程度,但总是翻阅相当一部分。

  《中国社会科学报》:断代史研究虽然有利于对研究对象的深入分析,却不利于把握该现象在更长时段中的变化。这也正是您主张以清史为基础,进而“上下求索”的原因吧?

  冯尔康:是这样的。因为只研究断代的话,许多问题就难以了解透彻,如果上下串联,有的历史现象会好理解一些。比如在《中国古代农民的构成及其变化》(1998)一文中,我认为中国古代土地制度是多层级所有制,用“国有制”、“私有制”都难以概括,因此运用等级观念分析周秦到明清农民的构成成分,将庶民地主也列入平民农民序列。我在读《魏书》的过程中得知有的州有鲜卑、汉人“双刺史”,在读《辽史》时发现其中有“南北两面官制”的记叙,由此认识到这其实是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职官制度的特点,而清朝在中央职官制度中实行“主官复职制”可谓渊源有自,就容易理解了。我撰写的《砥砺篇》也是“求通”的通俗读物。再比如,在研讨鸦片战争以前的清史时,我也力图向近代延伸,遂读道光实录及有关史籍,写出《述道光朝社会问题》《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化》。对明史,自己觉得力不从心,虽然也写过《论朱元璋农民政权的“给民户由”》等论文,以及读书笔记《明成祖与郑和下西洋》等文,但并未真正走进去,不无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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