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丹麦语言学家奥托·叶斯柏森（1860—1943），我国语言学界并不陌生。早在1913年，胡以鲁便提到他的语言演化观。1944年左右，王力引进叶斯柏森的“品级”说，试图以此解决汉语词类与其在句中职务失衡的问题。

　　王力的学生傅雨贤认为，王力在法国学习期间 （1927—1932），接触到了 “当时最先进的语法理论”，即叶斯柏森的语法理论。1927年春天，叶斯柏森在巴黎做过两次关于普通语言学和英语句法的报告，王力或会间接地接触到其句法理论。这一时期，叶斯柏森语法体系中的“品级”说已经较成熟，这无疑是王力在其语法体系中对其加以引用的一个原因。

　　王力并非完全照搬引用叶斯柏森的理论，只是用他处理品级关系上的术语和方法来分析汉语事实。从关于“词”、“词类”、“词品”的定义对比中，可见王力和叶斯柏森在诸多方面的不同。早先王力曾就汉语词类与其在句法功能上的失衡现象，提出了词的“本性”和“变性”说，但在接触叶斯柏森的理论后，发现这个方法可以更好地解决汉语本身的问题。以往有学者认为：我国传统的语言研究在方法方面偏重于虚词和句读，缺乏全面分析和描写汉语语法的成体系的理论积累，王力等学者只得转向西方寻求所需理论，而叶斯柏森的学说主要研究和描写的语言——英语——与汉语类似，都同属形态不发达的分析语语言；且该理论重句法轻词法；强烈地反传统并有严密、完整的体系，成为20世纪20年代汉语语法革新者心目中的当然首选。上述主张存在两个问题。第一，英语的形态不是很发达，而汉语没有形态变化，但两者均非分析语，仅是双方都缺乏形态变化共性，引起中国学者对“品级”说的兴趣。第二，认为王力引用叶斯柏森的语法体系是因为后者 “重句法轻词法”也值得推敲。叶斯柏森语法体系中对“词法”（morphology）和“句法”（syntax）两个术语的使用，和传统上认为前者研究词的内部构造，后者研究词的组合的看法不太一样，叶斯柏森的词法，是指从外部形式到内部意义的过程，用符号表达是O→I，而句法是从内部意义到外部形式的过程，即I→O。叶斯柏森认为语言的关键在于交际，而词法和句法分别表示听话者和说话者对交际过程的参与，两者他都非常重视。这样看来，认为叶斯柏森语法体系重句法轻词法并不正确，而其最吸引王力的地方，应是其“反传统”的性质，即打破了传统语法以词、句的形式入手，再说明它们如何表示一定的语法意义的方式，因为“这种格局只能帮助学习语言的人去理解，而不能同时让他们又学会如何去正确表达”。

　　此外，叶斯柏森在语言研究中重视“实证主义”，也与我国学者在汉语语法研究中所推崇的学术传统高度契合。他甚至将实证研究法视为人类探求真理的唯一有效方法。但他没有把英语语法作为对语用现象进行正误评判时所应依赖的僵化教条，而是将其视为不断经历波折变化而依然生动活泼的现象加以研究。叶斯柏森也强调“经验主义”，比如在语法习得方面，提到一种句型的学习时，他认为：“这种句型是怎样在说话人的意识中呈现的？小孩子不知道主语应放在句首、间接宾语通常放在直接宾语之前这样的语法规则。他虽然没有学过语法，但他从所听到的和所理解的无数句子中会概括出有关这些句子结构的特定概念，会据此造成类似的句子。”叶斯柏森对于“自由用语”的定义也是如此：根据一定句型，在一定情况下创造的语言单位的结合，而该句型是由说话人听到的许多具有共同特点的句子在他的潜意识里形成的。这仍然体现出他对“经验主义”的偏好。“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术语，却有密切的联系，都强调对语言事实的观察和实际经验的掌握，都重视从客观的语言材料中归纳、总结出结构规律，而非把语言研究建立在某种先验的观念或理性主义基础之上。叶斯柏森的上述研究倾向，也对王力产生了重要影响。

　　20世纪50年代，我国学者弃用叶斯柏森的“品级”说，采用基于美国布龙菲尔德思想的“描写主义”理论，而非布拉格学派和哥本哈根学派的语言理论，虽然以上三派都是在索绪尔的“结构主义”上发展而来，但以人类学研究为基础的美国学者更注重面向语言事实，采用归纳法对所收集的语料进行描写，这显然更符合我国的研究传统。

　　（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