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

　　从郑州出发，沿郑少高速西南行30来公里，即到新密。溱水桥西，深深巷子里，赵春青研究员微笑着等候我们。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赵先生已经在新密工作了17年。吸引这位北京考古专家长期驻守新密的，是新砦遗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六座都邑之

　　一。

　　经多年发掘，新砦找到了城墙遗迹，“城的规模非常大，100多万平方米，四个自然村都包进去了。”目前已获得的考古资料表明，这里很可能是夏代早期的城邑，即大禹的儿子夏启的都城。“要确定是都城，还需要发现宫殿、大墓，甚至文字。需要沉下心来，像二里头那样，几代人持续寻找。”赵春青说。

　　2009年前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策划写作《中国通史》，到考古所找人写史前期。赵春青做新砦期考古，文笔又好，出过散文集《考古半生缘》、诗集《黑山的诗》，因此被所里推荐，接下了这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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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邦林立早期文明如满天星斗

　　在今天的河南、山东、晋南、陕北，以及湖北、江浙、甘青等地，曾经万邦林立，城邑纷纷崛起，不同邦国和邦国联盟之间，相互攻战杀伐，整合重组。战争波涛汹涌，异常残酷。

　　公元前2500年前后，中国加快了文明的脚步，规模宏大、生机勃勃的城邦兴起于各地。

　　湖北天门石家河镇，一座深埋地下的古城被发现，这个聚落遗址120多万平方米，大约生活着数万人，应该是江汉平原的中心城邑。但大约4000年前，这个盛极一时的文明突然衰落，“没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一下子就中断了”。什么原因导致一座庞大古城突然被遗弃，消失在历史深处？

　　经过长期的考古发掘，人们大致找到了原因：一场战争。来自中原的力量导致了石家河文化的消亡，这与古籍记载的尧舜禹征三苗相合：最后一场大战，历经70天之久，华夏军团最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几乎在同一个时期，浙江的良渚古城、陕北的石峁古城等，也经历了与石家河古城相似的命运，都曾辉煌灿烂，也都仿佛一夜之间突然衰落。

　　良渚遗址位于杭州市余杭区，上世纪30年代即被发现，其玉器制作之精美令人惊叹。2007年底，为保护遗址外迁村民时，发现了一座始建于4600年前的古城，城址面积达到惊人的290多万平方米。古城有宫殿式建筑、高等级墓地，有祭坛、高等级陶器作坊、玉器作坊，还有码头设施。

　　良渚文化衰落的原因，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形成战争说、玉器生产过量说、社会控制体系说，但更多人认为是洪水、海侵之类的自然灾害，让良渚文化一蹶不振。

　　石峁古城在陕北神木县，位于黄土高原的北部边缘。这座古城面积达425万平方米，是已知史前城址中最大的一个，它的发现曾震惊国内外考古界。该城以“皇城台”为中心，套合着内城和外城。“皇城台”是大型宫殿及高等级建筑基址的核心分布区，8万平方米的台顶分布着成组的宫殿、池苑等建筑。

　　石峁古城兴建于4300年前，大约4000年前，鼎盛时期的古城突然被废弃，曾经的繁华和辉煌，仿佛一夜间消亡。多学科考古研究表明，石峁古城所在的区域出现了寒冷干燥天气，气温大幅度降低，引发环境灾难，人口大量减少，幸存者也不得不远走他乡。

　　就在其他地域辉煌文明陆续凋零之时，中原文明战胜自然灾害，保持了持续发展的势头，并孕育出夏商王朝，逐渐成为中国文明的核心。

　　2

　　夏朝崛起中华文明确立中原核心

　　“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这是《尚书·尧典》关于大洪水的描述。

　　公元前2000年左右，中国大地遭受了大范围的气候事件。在其他地域文明遭受自然灾害的时候，中原地区也经历了一场大洪水的考验。

　　但令人惊奇的是，中原文明并没有因此中断，反而在应对自然灾害的过程中形成前所未有的社会组织能力。战胜洪水之后，夏王朝应运而生，中原文明产生了一次巨大的飞跃。在面对巨大灾难的过程中，中原文明也磨练出柔韧的性格，从此绵延不绝，生生不息。

　　中原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这里居天下之中，乃八方辐辏之地，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文化、思想以及政治经验在此交汇。在文明的早期，中原就有着海纳百川的文化胸襟，成为中华文明融汇之地，有着优异的特质。

　　中原拥有丰富的环境资源，对抗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强，但4000年前那场大洪水，也让中原文明面临生死攸关的考验。

　　在古代文献记载中，那场大洪水无边无际，淹没了庄稼、房屋，甚至“怀山襄陵”——环绕着山，漫过丘陵。

　　水患给人民带来了无边的灾难，时代需要英雄，大禹应运而生。世界很多文明都有大洪水的传说，著名考古学家李学勤先生认为，与圣经“诺亚方舟”的故事相比，中国的传说有两点不同，第一不是所谓上帝对人的惩罚，就是一场自然灾害，第二人们靠着顽强的意志，最终克服了灾难。

　　治水工程浩繁艰难，大禹手执工具，与百姓一起栉风沐雨，开山凿石，疏浚河道。他常年不避艰辛，三过家门而不入，所作所为，赢得了崇高的威望。

　　治水过程中，中原大地上的社会组织能力、动员能力空前提高。面对共同的灾难，广大地域人心凝聚，心甘情愿地汇聚在大禹的旗帜下。民族至上、公而忘私、科学治水等治水精神，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涵。

　　有了大禹，那场滔天的洪水，成为中原文明产生飞跃性发展的催化剂。大禹死后，他的儿子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一个规模巨大、前所未有的共同体。

　　数十年来，考古学者们在登封王城岗、新密新砦、偃师二里头进行长期的发掘工作，让传说中夏王朝模糊的身影逐渐清晰起来。依据现有考古资料，有研究者认为，王城岗应为大禹都城，新

　　砦应为夏启之都，而二里头是夏代晚期都城。

　　尽管尚未形成定论，但绝大多数学者形成了共识：公元前2000年前后，数百年异彩纷呈的中原周边文化先后走向衰落，而中原却逆势崛起。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以中原文化为依托，覆盖广大地域的核心文化。中华文明自此从多元无序，变为多元一体。

　　“如果说良渚、石峁是属于初始国家，原始阶段国家的话，那么它们跟二里头（位于偃师，考古界认为是夏朝后期都城遗址）这种国家肯定不是一个概念。”考古学家许宏接受央视《中国通史》摄制组采访时说，“这是一种广域王权国家，可以掌控广大区域的，王权比较兴盛的国家。中华民族从多元到一体的这个过程，可以做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波澜壮阔的邦国时代是满天星斗的话，那么由于一个大的政体的存在，导致满天星斗转化为月明星稀。”

　　大禹带来的中华文明一体化，至今仍能感受到。如今中国从南到北，广大地域的人们都尊崇大禹，全国各地禹王庙、禹王台、禹王亭、禹王阁不计其数。浙江绍兴东南会稽山有大禹陵，自秦始皇至今，都是人们祭祀大禹的圣地；四川汶川有一尊大禹像，当地羌族世代相传是大禹的后裔，至今仍每年举办纪念大禹的祭祀活动。

　　在《中国通史·夏王朝寻踪》中，汶川羌族人手拉手围成一圈，跳着“禹步”舞蹈，表达对大禹的崇敬之情……

　　从“嘈杂纷扰”到“本质求真”

　　争鸣时代如何写历史？

　　A

　　这些年来，“历史热”弥漫各阶层、各年龄段，一言不合，就闪现在你的电视屏幕上，闪烁在你的微信朋友圈里。可以说，历史知识和历史观的传播，已经形成了竞相争鸣的现象。

　　卜宪群，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所长，不仅是纪录片《中国通史》总撰稿，也是五卷本《中国通史》的总撰稿。他在接受大河报记者采访时说，当前影视图书领域的“历史热”存在着种种问题，尤其严重的是历史观错误。一些历史著作以“反思”“解放思想”“重新评价”“理性思考”“范式转换”“还原真相”等为名头，肢解、曲解中国传统文化，否定、歪曲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发展道路。

　　一段时间以来，这股思潮在史学领域弥漫，在文学、影视、网络传媒流传，他们以“颠覆历史”“重构历史”为噱头，受到一些受众的追捧。

　　卜宪群说，专业历史工作者要正视这个问题，要从对国家、对民族负责的高度看待这个问题。正确的历史认识是现实的起点，是否能够正确看待历史特别是本民族历史，更是一个民族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

　　《中国通史》的撰写，是专业历史研究者主动承担使命之举。“历史”是后世人对“过去发生的事”的恢复和重建。历史学家面对无穷的原始资料，需要整合，需要一个解释体系。为此，课题组广泛征求意见，明确了“历代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中华文明的灿烂与辉煌”三条主线。围绕这三条主线，将最新的史学、考古学研究成果呈现给大众。

　　在卜宪群看来，《中国通史》的编撰，面临的重大挑战是形式问题。要在“历史热”嘈杂纷扰的声音中保证传播效果，把正确的历史观、价值观传播开来，让受众接受，就必须找到适合的形式。这关系争读者、争学生，乃至于争历史教育、争历史观的问题。

　　卜宪群说，文稿不仅要体现通俗性，还要适合于纪录片的拍摄。作为总撰稿，他确立的总体方式是：在保证基本历史真实性的前提下，以文学的叙述铺陈手法及讲故事的技巧赋予历史以肌理和血肉。对于惯于写作专业论文的学者来说，一方面要写好故事，另一方面又要使原稿成为有画面感、可以用于拍摄纪录片的底稿，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尝试。撰写者多次开会讨论写作模式，几易其稿，最终拿出了让人满意的作品。

　　采访结束的时候，卜宪群先生应记者请求，为大河报读者写下三段“寄语”：

　　历史学的本质是“求真”，没有对历史现象与历史真相的说明，历史学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中华民族正发生着伟大而深刻的变化，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为这一巨变提供精神支撑。

　　历史，珍藏了民族的发展印记；历史，塑造了民族性格，指明了未来的发展方向。

　　B

　　百集《中国通史》前所未有

　　《中国通史》凝结了众多史学、文博工作者的心血，也汇聚了影视和出版人的智慧。

　　央视电影频道节目制作中心主任曹寅接受采访时说，拍摄这部影视文化精品之作，也是电视人的责任。古人说：盛世修史。当前，中国正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上，而民族的复兴当以文化先行，文化的复兴则当以修史为先。

　　曹寅说，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

　　纪录片《中国通史》可谓应时而生，通过影像这种现代传播方式来修史，富有时代特点，体现文化自信，是史学普及和传播方式上的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这么大体量的中国历史纪录片，前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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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历史人物能当“偶像”

　　百集《中国通史》拍摄了5年时间，个中甘苦恐怕执行总导演赵良体会最深。

　　“前两年慢一点。拍摄团队要和撰稿的专家学者对接，对文稿进行磨合，先做出样本，以便让百集的风格统一起来。”赵良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一部正史，从盘古开天辟地到辛亥革命，这么大部头搬上荧屏，以前没有过。决策者需要很大的决心，执行者操作难度也很大。这个项目调动了众多的专家学者、庞大的拍摄团队，走遍国内大型博物馆，工程浩大，涉及人多，需要高度的组织协调能力。作为正史，《中国通史》既要有正确的史实、史观，还要好看生动。有的内容，比如制度性改革，不易拍好看，但也不能回避。并且既要保证质量，也要抓进度，因此难度很大。

　　赵良是中国第一位与Discovery探索频道签订制片合约的导演，是为数不多的同时得到国际和国内主流媒体认可的纪录片导演。他将央视模式和美国模式有机结合，制定了一套办法和机制，保证拍摄更职业化、专业化。

　　数年拍摄，让赵良感受到了历史的魅力：“历史其实也是壮怀激烈、丰富多彩、充满新奇！”

　　他原本以为尘封的历史节奏缓慢，面目遥远。但后来完全改变了想法，“很多历史人物很伟大，很酷，很励志，完全可以成为现在年轻人的偶像。”“很多历史非常有意思，每个人都爱故事，历史里面有好故事。”

　　拍摄过程中，影视工作者找到很多好的表现手法，他们注意调整节奏，让剧情的演进快一些，增加时尚感、现代感。他们拍摄现实生活的场景，从观众身边的事物切入，把尘封的历史牵引到现实的场景，让历史仿佛与我们每个人今天的日子有关，是生活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