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强调：“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这无疑对文艺工作者的精神水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精神水准的高低制约创作的优劣，是古今中外进步文艺家们的共识。清代诗人徐增说：“诗乃人之行略，人高则诗亦高，人俗则诗亦俗，一字不可掩饰，见其诗如见其人。”(《而菴诗话》)19世纪法国小说家福楼拜说：“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不能是坏人，他首先是一个观察者，而观察的第一个特质，就是要有一双好眼睛。如果一种坏的习惯——一种私人利害迷乱了眼睛，事物就看不清楚了，只有一颗严正的心，才能大量产生才情。”(李健吾译《包法利夫人》)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自觉，进步文艺家们才将自我净化作为贯穿艺术生命始终的功课。挪威现代剧作家易卜生时时都在警惕着“自我天性中的渣滓”。他将创作看成是自我净化的极好机会，说“创作好比洗澡，洗完之后，我感到更清洁、更健康、更舒畅。”(《外国现代剧作家论创作》)到了革命文艺家那里，自我净化的意识和行动就更为明确、更为自觉，而且具有为以往文艺家所不曾具备的崭新内容。鲁迅就曾沉重地说过：“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书信·致李秉中》)，所以他“月月，时时，自己和自己战”(《华盖集·碎话》)，并且“从别国窃得火来”(按：指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煮自己的肉”(《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看来，自我净化之于文艺工作者，就像是写作、演戏、唱歌一样必不可少的事，但是一个时期以来却弄成了一笔糊涂账。其所以如此，极左思潮有责任。“改造世界观”本来是一个好命题，但是到了某些以极左面孔出现的人那里，却成了扼杀创作生气的紧箍咒，从而极大地削弱了精神的独特性和鲜活的审美感知力，结果是李鬼的错误让李逵在一时间背上骂名。除此之外，某些作家、艺术家也有责任。他们由反对扼杀创作个性、创作自由而走向放纵自我、放弃责任，甚至公开否定文艺工作者是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命题，要求全社会收回对文艺工作者的精神标尺。这就未免失之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