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中国的关系，牵涉到现在世界范围内流行的国家形象学。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形象建基于经济硬实力，更关乎文化软实力。通常我们认为，一个国家形象的建构与重构，是一种社会政治实践活动，但不能忽视的是，它其实还是一种话语行动，或者说是符号的编码与解码、传播与接受活动。显然，在众多的话语或符号形式中，文学正是一种能够充分发挥其国家形象建构功能的文字符号审美系统。事实上，我们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形象定式的形成，经常离不开我们对特定国家的文学经典作品的解读与阐释，所以文学经典往往是建构一个国家形象的重要载体。但我们在今天讨论文学与中国的关系，不仅仅关涉到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传播与接受问题，更重要的是还牵涉到近百年來现代中国文学如何通过创制我们时代的文学经典来构建我们的国家形象。

　　回眸近百年中国新文学发展历程，我们在建构“文学中国”形象的过程中有过成功的经验，但也存在着无法回避的缺憾。众所周知，由于中国是一个后发性的现代化国家，所以我们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是在西方列强的强势入侵下被动发生的，我们被迫采用新型的世界观念取代了原有的天下观念，用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取代了原有的家国或王朝观念，由此展开了由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形象转变。近现代的历史风雨告诉我们，这个现代化的国家形象转型进程并非一帆风顺，更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掺杂着种种曲折的蜕变、激进的冒险与自我的迷失。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很妥善地处理好两种关系：一个是主体性与他者性的关系，再一个是同一性与差异性的关系。就前者而言，我们在竭力认同西方现代民族国家时，不由自主地丧失了我们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不经意间沦落为西方国家文化规训的他者。就后者而言，有时候我们过于强调我们民族国家作为文化共同体的同一性，由此压抑乃至放逐了民族国家内部生命个体的差异性，而另一些时候，我们又过于强调我们民族国家内部的生命个体差异性，由此导致文学的碎片化与欲望化，这虽然有利于破除或拆解既有的落后的文学国家形象定式，但终究无法重构我们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形象的同一性与整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