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克里斯托弗·诺兰的《敦刻尔克》在国内公映了。这是一部几乎没有同类的电影，它与所有名声卓著的战争片不同，更与导演的前作不同。

　　以敦刻尔克事件在战争史上的重要性，理应被拍过许多次，但事实上，它在电影里出现的概率远比想象中小得多。于好莱坞，那场事件发生在美国参与前，满足不了美式英雄主义的热血。于电影创作者，它又不太像合格的战争，过分安静，除了无边等待，只有时而袭来的空中战机。所以，当诺兰宣布他新片的主题时，舆论一分为二。一边说：“哦，那是他们英国人的主旋律，诺兰再合适不过。”另一边不断嘀咕：“爱玩悬疑、爱弄结构的诺兰，他甘愿平铺直叙一段历史吗？”

　　国内的点映场和零点场过后，分歧依然存在。只是，完全相左的意见里，有一条是确定的———《敦刻尔克》也是导演诺兰的一种“撤退”。

　　看惯历史的丰功伟业，不妨听听凡人的一声叹息

　　大撤退的结案陈词早写在历史教科书上，唯一存疑的是纳粹德国放弃大胜局面的动机。但披着伦敦浓雾杀入好莱坞的诺兰一点都不纠结于史学研究者或者阴谋论家的观点，远离他们，只讲述一小队人的逃亡。

　　从斯皮尔伯格的《拯救大兵瑞恩》到伊斯特伍德的《父辈的旗帜》，我们看惯了历史英雄的丰功伟业，不妨听听凡人的一声叹息。这是导演诺兰做出的一种“撤退”。

　　历史上，敦刻尔克大撤退从来不是一场胜利。诺兰从一开始就清楚这事的性质：他的祖父曾服役于英国空军，并于战时牺牲。他从小耳濡目染的“敦刻尔克精神”绝非骁勇善战的代名词，而是指向逆境中的勇气、决心和团结。甚至，电影《敦刻尔克》与少年诺兰在课本上习得的那个敦刻尔克也有不同。它不是丘吉尔修辞术中“败而不败的撤退”，不是“日后孕育出胜利的伟大的撤退”，也不见得有那个抽象的“人类命运转折点”的气概。

　　不把撤退美化成爱的史诗，而是构建起每一个士兵、营救者的恐惧和不确定，这是诺兰对这场战争的价值取向。所以他克制住自己对英雄主义的渲染，只谨慎地呈示普通人在战争里的“生存即正义”，微观的、当下的、知觉的、行动的，简言之就是战争背景下的个体逃生经验。

　　影片分三条故事线：陆军士兵汤米在防波堤上经历的一周，英国平民道森在海上驶过的一天，英国空军战斗机飞行员法里尔在空中为撤退护航的一小时。

　　三条线三种视角，都是凡人，也是每一个人。他们没有盗梦者那样的绝智，也无需承载宇航员所肩负的人类大义。在二战时逼仄的海天之间，一颗流弹掠过前后，这些无名小卒影响不了任何大势。奇迹的是，那被围困的40万人，丘吉尔本预估只能撤回三四万，但结果有逾33万人穿越了英吉利海峡———电影里负责逃亡的“汤米”就是史书上记载的33万分之一；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得主里朗斯饰演的“道森”便是成百上千伸出援手的英国普通民众；汤姆·哈迪饰演的飞行员几乎全片躲在面罩底下，惟最后几分钟露了真容。《敦刻尔克》没有主角，又人人都是主角。

　　更稀奇的是，全片里没有希特勒的镜头，没有德国士兵的正脸，就连丘吉尔著名的演讲都不曾正面提及。“战争不会以撤退取胜。但应该注意到，一次胜利就蕴藏其中。”这句话只是藏在一篇新闻报道里，藉由士兵的口间接告知观众。大撤退后，一列列火车退回安全之境。经过乡野小站时，有士兵要了份新鲜运抵的报纸，读出声来，里面有时间、地点、数字，也有首相的演讲。那上面写着诺兰对整个事件的全部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