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文章全面考察出土器物和器物铭文,对比分析汉代相关制度与文献记载,发现旧说与出土的半两钱等器物及大量铭文不合,出土器物与铭文证明墓主为第三代汝阴侯夏侯赐,汉简《诗经》抄写于景帝前期。一出土器物纪年铭文的全面考察《发掘简报》依据出土器物上有“女(汝)阴侯”、“夫人舍”铭文和“女(汝)阴家丞”封泥文,认定阜阳双古堆两座汉墓为汝阴侯墓及其夫人墓,这一判断值得肯定。遗憾的是《发掘简报》没有对出土器物纪年铭文作全面考察,片面地认为“十一年”的铭文最有价值,甚至是唯一有考古价值的铭文,从而忽略了其他纪年铭文的重要性,其基本思路和实际考证相脱节,必然导致结论的错误。
关键词:铭文;阜阳;器物;出土;诗经;文帝;纪年;简报;夏侯灶;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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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汉简《诗经》出土于阜阳双古堆汉墓,学术界认定墓主为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时间为文帝中期。文章全面考察出土器物和器物铭文,对比分析汉代相关制度与文献记载,发现旧说与出土的半两钱等器物及大量铭文不合,出土器物与铭文证明墓主为第三代汝阴侯夏侯赐,汉简《诗经》抄写于景帝前期。
关 键 词:汉简《诗经》/汝阴侯/纪年铭文
作者简介:许志刚(1944- ),男,吉林市人,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与经学研究。
阜阳汉简《诗经》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诗经》抄本。这一《诗经》抄本对于探索《诗经》文本的原初形态与早期《诗经》学,都具有极其可贵的学术价值。为了实现这样的学术目标,首先应准确考察汉简《诗经》的书写年代及写本主人,而这一问题又同墓主的考证紧密关联。
阜阳汉简《诗经》的书写年代和墓主似乎不存在争议,当前学术界的说法基本一致,即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的墓主是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他卒于文帝十六年,阜阳汉简《诗经》是他的随葬物,于是便认为汉简《诗经》写于文帝中期以前。
如李陵《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说:阜阳双古堆汉简是“汝阴侯夏侯灶墓出土”。[1]马今洪《简帛发现与研究》说:“1977年出土的阜阳双古堆一号汉简,墓主可能是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卒于文帝十六年。”[2]陆锡兴《〈诗经〉异文研究》说:“阜阳双古堆一号墓断为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之墓,夏侯灶为夏侯婴之子,卒于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这也是随葬《诗经》简的下限。”[3]李学勤《古文献丛论》说:“1977年,在安徽阜阳发掘了双古堆一号墓,据推定墓主是西汉汝阴侯夏侯灶,其卒年为汉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4]阜阳汉简整理组《阜阳汉简简介》说:“根据出土器物上有‘女(汝)阴侯’铭文及漆器铭文纪年最长为‘十一年’等材料,确认墓主是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夏侯灶是西汉开国功臣夏侯婴之子,卒于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因此,阜阳汉简的下限不得晚于这一年,大抵为汉初遗物。”[5]21
上述说法都是依据安徽省文物工作队等《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以下简称《发掘简报》)而作出详略不等的概括。为此,我们应追根溯源,看看《发掘简报》是如何确定阜阳汉墓墓主及其年代的。《发掘简报》说:
双古堆两座汉墓的漆器和铜器上有“女阴侯”铭文,M2中又出土了“女阴家丞”封泥,漆器铭文有“元年”、“四年”、“六年”、“七年”、“八年”、“九年”、“十一年”等年数,这些都为判定墓主人及其年代提供了确切的根据。
墓葬中出土的漆器铭文上的年代,最长的是“十一年”。汉初纪年除了文帝有前元十六年的纪年外,其余纪年都没有超过八年的。因此漆器上的铭文“十一年”应是文帝前元十一年的纪年。夏侯婴既死于文帝八年,在他的随葬器物上就不可能出现“十一年”。
汝阴侯第三代、第四代都死于汉武帝时期,根据考古断代资料,双古堆墓的葬式没有武帝时的特点,随葬器物也没有武帝时器物的特征。特别是第四代是“自杀国除”,更不可能有如此厚葬。所以,我们推断双古堆M1主人是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M2的时间应略早于M1,M2的死者应是夏侯灶的妻子。夏侯灶死于汉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6]
《发掘简报》以“十一年”纪年铭文为主要证据,断定墓主,断定两座墓葬的年代,从而也断定了阜阳汉简《诗经》的年代。
如果上述说法成立的话,那么阜阳汉简《诗经》书写的时间应在文帝十六年以前,也就是说它早于辕固生以博士在朝廷传诗,而与申培公大抵同时。
然而,全面审视出土器物铭文,将其与文献记载对比考察,就会发现《发掘简报》的证据、结论,都存在值得商榷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