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安娜，瑞典翻译家。瑞典隆德大学中文博士，瑞典作家协会会员。主要翻译作品有苏童的《妻妾成群》《碧奴》，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生死疲劳》《蛙》，贾平凹的《高兴》，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等20多位作家的40余部作品，翻译曹文轩的《羽毛》等儿童文学作品十余部。2013年获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要谈文学翻译的可能性，或者要谈一个译者对原文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的边界在哪里，首先必须考虑翻译本身是什么。不做翻译的人会有一种很常见的误解，以为翻译只不过是把某种语言的词句替换成另一种语言的同样词句。但做实际工作的译者必须迅速抛开这样的想法。文学翻译家做的是另一种事情：给原有的文本提供一个新的语言和一个不同文化语境的新形象。为了做到这一点，译者不仅得抓住文本表面的情节和对话，还得把握其情感和风格，理解文字后面潜在的意义、暗示或者文字游戏。

　　如果说在过去译者经常被看成一种机器，像奴隶一样把原文完整全面地转成新的语言，而不会用任何方式去影响或者改变原文（这是注定要失败的）；那么现在比较常见的看法是把译者看作原文作者的创作伙伴，和原文作者一起写出这个作品的一个新版本。这个新版本也许在某些方面与原文稍微有些不同，但是不一定更差。正如瓦尔特·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里说的：“如果是在终极本质的意义上去努力追求和原文相同，那么没有任何翻译是可能的。因为，在其再生之后，原文经过了一种变化。如果没有一种转型、一种鲜活事物的更新，那么也就谈不上再生。”翻译家和作家的作用当然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作家拥有更大的自由，而翻译家无论如何必须尊重已经存在的文本，不能随便去改变、删掉或者添加。鉴于此，也许把翻译与音乐演出相比会更好：如果作家是个作曲家，写出了一部交响乐的总谱，那么翻译家就是乐队。不同的翻译家就是不同的乐队，都可以对交响乐有自己的阐释，但出发点总是这个总谱。有些乐队会演奏得节奏快一点，而其他乐队可能慢一点；有些乐队会做出比较抒情的解释，而其他乐队会比较强有力，甚至咄咄逼人。此外，如果作曲家是生活在文艺复兴或者巴洛克时代，那么他的音乐是为那个时代的乐器写的，那些乐器和今天使用的乐器发出的声音是不同的。一个现代乐队演奏这部作品的时候，会提供一种不一样的新的音调。不过，构成演奏基础的依然还是这个作曲家的作品。

　　可以这么说：翻译家不可能逐字逐句原原本本翻译一个文本，但正是这一事实，让翻译的工作有了价值。因为要把一个故事、一首诗歌或者其他文学文本介绍给新的读者，翻译家必须努力克服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别，这个过程的结果经常使得所谓的目标语言也变得丰富起来，译文读者会得到新的洞见、新的知识。就是说，翻译使得目标语言的文学也丰富起来,它不光会给读者提供新的故事和思想,目标语言本身也有了发展。我认为，现代汉语文学的发展就是一个例子，无论从语言上还是文学上，它都受到了外来文学的促进。外语的文学和语言同样会受到汉语文学的影响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