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重新阅读元化先生的《沉思与反思》一书，在他写的小引中有这么一段话：“一九八八年我写的《为五四一辩》，就是自觉或不自觉按照长期存在头脑里的既定观念，去对待那些持异见者的。”落款日期是2007年4月25日。算起来，离开他辞世之日一年有零，他已经无法读写，但是靠着他人的记录，他以最明晰果断的语言，对于《为五四一辩》（后改为《论传统与反传统》）文章的观点及思维方式进行了检讨。“那些持异见者”主要指的就是威斯康星大学教授、研究思想史的学者林毓生先生，王元化说这段话表达了他九十年代反思之后对当年持不同观点的林先生的歉意。

　　王元化与林毓生两位先生从相识到相契，到最终成为莫逆之交，是当今学术史上难得一见的学人之间的友情。他们的相识始于王元化在探讨“五四”精神的文章中对林毓生比较严厉的批评。虽然在行文中王先生还算是比较客气的，用了“我喜揭人短，诸君恕我狂”之语，表达自己为追求真理而直言的态度，但他在给我的信中所显示当年的心态，似乎更加激烈。该文主要是针对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The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一书所持“五四时期的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观点，进行了比较详尽和直率的批评。先生自言：我生于1920年，在“五四”的精神氛围和思想影响下长大，是“五四”之子，此后又参加了地下党，一直认为“五四”的反传统和倡导西化是天经地义的。而这些内容都不加思考和批判地牢牢扎根在自己的头脑中，一遇到有不同观点，就会血脉贲张，为之辩护。八十年代是思想界最为活跃的年代，也是海外各种思想、理论如潮般涌进国中的时候。其时国门初开，很多东西来不及咀嚼就开始建立所谓理论框架，王元化写作此文也有借此匡正面对新思潮涌进的时候缺乏深思熟虑的浮躁情绪。此文发表后，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有非常高的关注度，在海外也引起了相当多的反响。第一个作出回应的自然就是当事者林毓生先生。此时他正在新加坡担任访问教授，看到《人民日报·海外版》转载的全文，不知道王元化是何方神圣，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此文主要冲着自己来。他当即撰写了一篇反驳文章，用林先生自己的话来说，“那是一篇很厉害的反驳文字”——《迈出五四以光大五四——兼答王元化先生》，对王先生的论点逐一进行了反驳。他认为王文的批评有的是误会所致，有的则是根本的观点不同。写完后，林先生即投稿到《人民日报》，却迟迟没有收到回音。后来他将此文收在自己的一部近著《政治秩序与多元社会》出版，并附录王元化《论传统与反传统》全文。我后来购得此书并送交给王先生。先生读了林毓生的反驳文章，并没有作任何回应。1991年夏威夷“文化与社会——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反思”会议，王元化收到邀请，并得知林毓生先生也将赴会，觉得这是一次非常好的互相交流的机会，向我表示：我来夏威夷的目的主要是想多了解一些海外的学术动态和结识一些新朋友。于是欣然赴会，并提交论文《五四·传统·社会》。我也从洛杉矶飞赴夏威夷与会。我临走之前有点担心，两位素未谋面的论战对手相见，会不会又是一场唇枪舌剑？事实证明这种担心在两位以学术为生命的知识人那里是多余的。王元化先生在会上宣读完论文中一节关于农民问题的内容之后，林毓生首先举手要求发言，我预料会有一场辩论。不过林先生只是对于王元化文中的观点进行了提问，态度友善，表情松弛，说话斟酌词语，似乎在寻找适合自己表达的准确方式，丝毫没有辩难诘问的对峙情绪。王元化也作了和缓的解释。在休息的时候，我注意到两人在走廊上交谈，后来王元化先生告诉我，林先生主动要求晚上到他的房间去看他。当天晚上约八点左右，我在王先生房间谈话，并取回我姐姐托他带来的中药。这时候林毓生先生来了，此时他们见面已像老朋友那样招呼、握手。于是我就离开。后来听王先生说当天晚上他们谈了足足有四个钟头，内容由王先生披露在他的《九十年代日记》中。特别值得一记的是，林毓生先生对学术和对为人都秉持着认真精神。除了在修改自己文章“永远是逗号，没有打上句号的时候”以外，他很注重躬行践履。王先生说了这么一件小事：“有一次，我和他在一个大厅中听演讲，我觉得演讲内容空洞，就约他一同出去在哈佛校园散步。没料到竟遭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