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于15日上映的科幻喜剧电影《像素大战》，讲述了一群外星人将人类创造的虚拟游戏角色“三次元”化后变成攻击性武器，妄图占领地球的故事。“外星人入侵”“反乌托邦”等20世纪科幻小说的主流话题至今未变。纵览去年科幻电影市场，依然“悲伤弥漫”，《星际穿越》里病入膏肓的地球，科技水平已能实现人类的冷冻休眠，沙尘无情地蚕食着最后的家园，但人类却束手无策。《机械姬》上演了一出人类造物的社会寓言，探求人工智能的极限导致的结果是反噬，是引来伊甸园树梢上那条不安分的蛇……科技，令人感觉依旧很不安。

　　这场“悲伤幻梦”竟然延续了一百多年。“一个多世纪的科幻作品，电影、电视剧、动画、小说，都被打上了一个明显的‘思想钢印’——反科学主义。至少在客观上，这样一个创作纲领是存在的：表现为探讨科技的负面价值，思考科技极度发展的荒诞后果和伦理道德困境。”上海交通大学江晓原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科幻开始真正‘思考’才不过短短30年时间。”

　　要有“灵魂”，就要了解历史潮流的演变

　　缺乏思想性，可以视为中国科幻的最大软肋。刘慈欣认为中国科幻缺少“灵魂”，也是同样的感觉。这就导致无论是创作小说，还是制作影视作品，导演、编剧、作家往往缺乏某种创作的“思想纲领”。

　　19世纪末，中国晚清已开始模仿西方科幻小说并尝试有趣的创作，如《法螺先生谭》《新法螺先生谭》《乌托邦游记》《中国之女飞行家》等等，想象的原型大多来源于法国小说家儒勒·凡尔纳《海底两万里》之类。这种类型的小说最大特点是，充满了对科幻技术的幻想，通常是美好的。中国作者通过对“术”与“器”的想象，构成了对现实世界经世致用的投影。但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儒勒·凡尔纳所代表的“美好科学幻想”以及对未来的信心，很快被另一种挥之不去的忧虑所取代。

　　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由英国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1895年创作《时间机器》开始的反思与忧虑整整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科学技术带给人类福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战争、变异、消亡的巨大威胁。

　　对科幻创作（尤以小说为主）思想性的认知与重视，当代国内文坛曾一度“留白”。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虽然有名，其实延续的还是凡尔纳一路，这是背离国际科幻对科学反思的主流的。中国科幻创作走出“凡尔纳概念”，开始反思科技的“反作用”，是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了。

　　或许在《三体》得奖前，依然有很多人将科幻小说与少年儿童科普读物画上等号——科幻就是“凡尔纳”。由少年儿童出版社来出版科幻作家的小说、在童书展首发《三体》英文版在国内文坛很常见，可以说，这是一件很滑稽的事，严重妨碍了成年人理直气壮地喜欢科幻。

　　有观点认为，获得“雨果奖”的《三体》将为中国科幻带来巨大转变，但仅凭一人的力量远远不够。

　　事实上，《三体》与“反科学主义”主流态度相反——作者刘慈欣依然信赖科技的力量，坚信人类世界种种生存与发展的问题，最终还是需要依靠科技的力量去解决。只是，科技不能改变人性，“《三体》看似与主流逆向而行，但最终却是殊途同归的，”江晓原说，“它甚至比现今主流还要走得更远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