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画像 丁聪 绘

　　1982年，北京人民大会堂，首届茅盾文学奖授奖大会会场。

　　首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领奖，从左至右为古华、李国文、莫应丰、姚雪垠、魏巍、周克芹。

　　《冬天里的春天》(第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小说以革命干部于而龙重返故 乡石湖的三天两夜经历，回溯、对照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17年到“文革”和粉碎“四人帮”长达40年的斗争生活，表现了“春天在人民心里” 的主题。主人公于而龙抗日时期是石湖游击队的队长，新中国成立后是某大型军工动力厂厂长兼党委书记，他重返故乡是要为他的亡妻、游击队指导员芦花40年前 不明的死因解谜，找出打黑枪的凶手。于而龙和芦花当年都是石湖贫苦的渔民，为了还高门楼王家的债，于而龙喝了药酒到冰湖中捉鲤鱼险些丧命。他们在党的指引 下毅然举起了革命的火把，与高门楼王家斗，与日寇、湖匪斗，出生入死战斗不息。于而龙后来又作为骑兵团长，驰骋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作为第一批创业者，在沼 泽地里建起了大工厂。可是他的结发妻子早在40年前就不幸牺牲。芦花有着异常坚定和敏感的阶级感情，她与高门楼王家有着不共戴天的阶级仇恨。她像一尊威严 的战神，把王家老大的头颅掷在老二王纬宇的面前。王纬宇则是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几十年来一直隐藏在于而龙身边捣乱，表面上却假装“革命”，刨掉 自己父亲的坟墓，用血写入党申请书，开口闭口是“阶级斗争”，又利用游击队的求胜心理作出错误决定，险些使全队覆灭。在工厂又搞什么“红角”，凡事“左” 三分，最后他刽子手的面目终于被揭露了。小说时序颠倒，历史和现实穿插，情节扑朔迷离，更增加了它的艺术魅力。

　　李国文，1930年出生于上海。念过戏剧学校当过文工团员，去过朝鲜战场，做过文艺编辑；1957年因 写小说《改选》，被划过“右派”。1979年又写小说《月食》，重新回到文坛，此后出版过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花园街五号》《危楼记事》和中短篇小 说集《第一杯苦酒》《没意思的故事》《电梯谋杀案》《涅槃》《洁白的世界》，作品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多种奖项。并著有《骂人的艺术》《苦瓜苦瓜》 《寻找快乐》，《说三道四》《淡之美》《十字路口》《红楼非梦》以及《重新评点〈三国演义〉》《莎士比亚传》等书。曾任《小说选刊》主编，现为中国作家协 会专业作家。

　　一

　　听说《中华读书报》记者舒晋瑜有一部关于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的访谈录，即将问世，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从20世纪80年代初，准确地说，是1981年3月24日，茅盾先生致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的信开始，直到21世纪的今天，若要谈起三十多年 来的中国文学，必然涉及长篇小说，必然绕不开自1982年首届起、至今九届的近50部茅奖作品，这些长篇小说(包括那些遗珠之憾的未能获奖的作品)，实际 上可以看作新时期文学30年的缩影。她的这部研究茅奖的专著，等于打开当代中国文学之门，使我们得以登堂入室，品评赏鉴，起到尝鼎一脔、窥斑知豹的作用， 所以，值得期待。

　　平心而论，这些获奖作品，并非统统都是实至名归、足以传世的上品佳构，用平庸之作与精粹之作并存、泛泛之作和优秀之作同在来概括的话，大概 接近于准确。因此，对参差不齐、难以尽美的现象，也不必求全责备。中外古今、历朝历代，凡文学作者的结群，凡文学作品的组合，薰莸同器，良莠不齐，是可以 忽略不计的常规现象，一点也用不着奇怪。我的获奖作品《冬天里的春天》，自然属于平庸和泛泛之作中的一部，而且可以预料，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学的演化，作 家和评论家的成熟，特别是读者的长进，估计对我这部作品，无论公开评价，还是背后议论，当会每况愈下，也是情理中事，可我并不因此恧颜。任何时代，任何社 会，大作家写大作品，不大的作家写不大的作品，各得其所，各展所长，并行不悖地瓜分文学市场，只不过大作品存活的时间，要比不大的作品存活的时间长久一 些，但茅奖作品中的“长久”，距离真正的不朽，恐怕还有相当遥远的路程。

　　我写作，从不追求长久，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写作，尤其写长篇小说，是个力气活，犹如举重，超过自身能力极限，1公斤，或0.5公斤的 突破，也往往是徒劳无功的挑战。所以，我知道我吃几碗干饭，我也深知自己的文字，不过尔尔，因此，我写作更在意当时效果，作品问世，三头两月，一年半载， 有人赞，有人弹，有人高兴，有人跳脚，我就足够足够了。晋瑜向我提了一个问题：“您会回头去看自己的旧作吗？”第一我不那么自恋，第二除了编书和校对的必 须外，我认为有读旧作的工夫，还不如写新作。所以，《冬天里的春天》出版以后，偶尔翻翻，有；从头到尾地再读一遍，没有。三十年过去，这部作品中人物、故 事、情节，已经逐渐淡化，记忆模糊，也只好无可奈何了。我记得有一年和意大利作家莫拉维亚对话，问起他笔下曾经写过的几篇有关中国风物的作品，因何而来？ 他的回答干净利落：一、我老了；二、我写得太多太多；三、我忘了。那时的莫拉维亚也就七十出头、八十不到的样子，现在的我比那时的他，年纪要更大些，但他 最后“我忘了”的答复很精辟，被人遗忘，或者，被自己遗忘，也是绝大多数作家和绝大多数作品的最好下场。因此，对于某些前辈，某些同辈，也许太过自恋的缘 故，忙不迭盖个文学小庙把自己供起来，也只有掩口葫芦而笑了。

　　不过，关于我得茅奖的这部《冬天里的春天》，旧话重提，还真是五味杂陈，颇多衷曲。多年来，偶尔在文章中像祥林嫂似地唠叨几句“没想到春天 也有狼”之类的话，为人诟病，遂尽量少谈自己。其实，狼除了不吃死孩子之外，无论春夏秋冬，都张着吃人的嘴，说又何益？这次，晋瑜要写这部关于茅奖的书， 找到我，要我为她的这部著作，提供一点现场感，当然是责无旁贷的了。因为一，我得过奖，属于在劫难逃；因为二，我得的还是首届奖，更是难以推脱；因为三， 这是最重要的，与我同届获奖的其他五位同仁，死的死，亡的亡，她能找得到的当事人，也就只有我。既然无法拒绝，也就只好扯下脸皮，不谈春天的狼，而谈秋天 的收获。大言不惭，幸勿见笑。

　　我从网上查到，首届茅盾文学奖的颁奖，为1982年12月5日。仪式是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举行的，那天天气不错，晴朗无霾，但遗憾的是， 那时我所属单位为中国铁路文工团，与首都文学界少有来往，偶尔碰到一起，寒暄几句，姓氏、名声、面孔、职务，常常吻合不到一起。所以，那天坐在主席台上的 诸公，究竟有几位，又是哪几位，失敬得很，真是记不起来。而主持者谁，讲话者谁，授奖者谁，我是从哪一位前辈手中接受这项荣誉，实在有点对不起晋瑜，三十 年后的我，对于这次盛会，在记忆中已成空白。因为要写这篇文章，我也努力在网上搜索，能够找到的，仅有一张照片，站在左边的那个高个子，就是本人。我很讶 异那时的我，一副木然的表情。后来才悟出来，大抵旱得太久的庄稼，即使等到迟来的风调雨顺，成活也许不是问题，但精气神的振作，肯定是要大打折扣的了。命 也运也，夫复何言？

　　二

　　命运的转折，应该更早一点，那是1957年的夏天，我突然心血来潮地写了一篇题名《改选》的短篇小说，投给了《人民文学》，很快就发表在 七、八两期的合刊上。因此罹祸，逐出北京，碧落黄泉，命运颠覆，一蹶不振二十多年。20世纪50年代，《人民文学》杂志，为文学期刊之翘楚，人所共知。我 的处女作，能在那里发表，还放在头条位置，自然是难得的“殊荣”。随着这部小说的问世，显然是受当时苏联文学的影响，而在国内形成风气的“干预生活”文学 潮流，也就从此中止，研究当代文学史的论著，都把《改选》列入此次文学潮流的代表作之一。老天的作弄，有时是很残酷的，成功与失败，只是须臾间事。随后， 我被发配到太行山深处修新线铁路，开山劈石，接受高强度的劳动改造，以及一言难尽的屈辱和折磨。起初，我以为我活不下去，或者，即使活，大概也活不多久， 后来，我不但活了下来，似乎还活得可以。

　　《改选》七八千字，获罪二十多年，所以没趴下，所以没死掉，正是《改选》能够在《人民文学》头题发表，给我带来的创作自信，成了我必须活下 去的动力。相信有一天，当我重新执笔，会写出一些东西，而且还是说得过去，成个样子的东西，是绝对可能的。因此，我特别相信那句名言，“人，是需要一点精 神的。”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因我深有体会，也是笃信不疑的。1999年，我应已故的丁聪先生之约，为他画我的漫画，赋打油一首：“学画吟诗两不成， 运交华盖皆为空，碰壁撞墙家常事，几度疑死恶狗村。‘朋友’尚存我仍活，杏花白了桃花红，幸好留得骂人嘴，管他南北与西东。”其实正是这种内心反抗的写 照。

　　《改选》一出，舆情大哗，最滑稽者，莫过于一位文学界前辈，带头发难，在《文艺报》著文批判《改选》，他认为我的文笔老辣，应该是一位成熟 作家的化名之作，那也太抬举我了。紧跟着，那时还是一个鸦鸦乌的小角色，后来鼎鼎大名的姚文元，也在《中国青年报》长篇累牍对我口诛笔伐，对此，我一一笑 纳，并以阿Q精神，借此证明我的写作能力，大概属于“出类拔萃”的一拨，否则，干吗那样咬牙切齿，恨不能食肉寝皮呢？诸如此类的批判，不但屁用不顶，反而 增大我的文学信念，巩固我的创作信心，而且支撑着我，无论怎样艰难困苦，无论怎样拿你不当人，也要坚忍不拔地活下来。中国人习惯三十年为一代，而每一世代 的更迭，都会随之发生一些或大或小的变化，这在我读过的那些史籍中是有据可查的。算一算账，试以二十加三十，难道我会熬不到五十多岁吗？

　　于是，到了70年代，中国进入了只有一个作家唱独角戏的年代，斯其时也，一方面是《诗经·小雅·小旻》里的那句“我视谋犹，伊于胡底”，弄 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一方面是晏殊《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中的那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隐隐约约的异动，势必要来的转机，正在形成 当中。那时，我已年过半百，开始构思在“大地、人民、母亲”这样一个母题下，来写《冬天里的春天》这部长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