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权利和边界

　　“翻译的权利和边界”让我想到这些年来和两个同事合译《红楼梦》的荷文版项目。翻译一本200多年前的著作，语言与文化差别当然很大，所以权利和边界的问题也不小。翻译《红楼梦》困难重重，可以举很多例子，但我想重点谈谈两个跟说书传统有关的问题。

　　在翻译《红楼梦》时，翻译组决定要尊重《红楼梦》中的一些传统叙事标记语，如每一回开头的“话说”和每一回末尾的“且听下回分解”。我们发现，杨宪益夫妇和霍克思的英文版都翻译了“且听下回分解”这套术语，但多半没有翻译“话说”。译者有权利这样做吗？这毕竟是传统小说的特色，难道不值得表达出来吗？原因可能是：很难翻译。西文没有相同的术语，只有一种“如在上回所说的”的类似套话，但因为“话说”不完全是这个意思，而且经常并不指向前面的章节，所以并不适合。但是，李治华夫妇在他们的法文版里还是用某种方式把“话说”翻译出来了。我们也好不容易找到了办法，虽然需要做一些小的改动和调整，但我们认为译者有这个权利。因为难翻而从略不译，我们倒觉得是不可以的，而翻译的边界就在这儿。

　　另一种说书传统的痕迹不一定是套话，但出现在句式里，是口头文学留下来的常用短句：“××听了，便说道”，还有“说着，滚下泪来”。在荷兰语，如果按字面翻译“听了”和“说着”，就需要用半句来表达，显得有点冗长拖沓。既然“听了”、“说着”这两个词，与“话说”不一样，在内容和风格上不会增加额外价值，我们在翻译时就选择省略掉。可见，换一种情况，权与限因语境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