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新作《望春风》，书名就很难不让人想起杜甫的《春望》，而扉页上的题名更有意从右向左排列，甚至将“风”字另起一行，用意所指实难再明。小说虽没有“国破山河在”的撕裂与沉痛，但“城春草木深”式的沉郁与悲凉在书中却时时可见。在文字的腠理间，情绪层叠翻覆、暗涌波澜，哀乐参半的中年心境笼罩着这部小说，而在作者疏离冷静的笔触中，江南农村近半个世纪的波澜娓娓不惊，悲悯与痛切在文字中缓缓蘖生郁积。杜甫的长安败破、格非的江南凋零，“春望”取的是“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哀国更甚；“望春”取的是“异乡憔悴,那堪更逢”，思乡更深。

　　趣 味

　　世间事，不离“成、住、坏、空”，一切坚固之物终将云散。《望春风》中的儒里赵家村本不属坚固之物，而只是一个随着历史的脉搏而颠簸起伏的寻常南方村落，主人公赵伯渝父母决裂，母亲远走改嫁，自己年少失怙，在村中随波逐流，边缘而卑微。格非曾在《人面桃花》序中表示，他更加关心“动荡年代里挟在革命浪潮中的卑微的个人，尤其是个人被遮蔽的自我意识”。在《望春风》中，革命的狂热与凌厉成了浅浅淡淡的远景，张狂与激情也只是偶然出现的点缀，甚至劳作的艰辛在小说中也极少获得表现。日常生活中的凡庸磨难、棱角狰狞被有意打磨得平整光滑、述而不论，而天灾人祸、婚丧嫁娶、村政权谋、通奸偷情这样乡村闾里中的“大事”、“传奇”则浓墨重彩、郑重书写，其消逝亦深获哀挽。所以，《望春风》显示出了一种追逐趣味性的品格，而所谓对江南农村终至溃败消散这一宿命的感伤，其实更多是对一种古典趣味消逝的感伤。在《望春风》中，不难看到《世说新语》《容斋随笔》《花随人圣庵摭忆》的影子。小说中更有一处闲笔，提到赵伯渝与父亲的惟一一张合影被“夹在了一本名为《梵天庐丛录》的旧书中”，而《梵天庐丛录》本身就是掌故笔记的经典之作，号称“弹没弦琴，吹无孔笛，集董老之掌故，作邹子之谈天。一草一花，入苏髯之诗话；半溪半石，类米颠之画船”。《望春风》中记述赵孟舒操琴、唐文宽避祸、乡村中的权谋与偷腥，无不有这种“谈掌故、说轶事”的趣味蕴含其中。而一旦叙事者所熟悉的乡村崩离、故人星散，“掌故”失去了聆听者，“轶闻”也失去了创造者，一切通途都变成了陌野，所有的趣味也就烟消云散。

　　因此，《望春风》之悲，在很大程度上哀悼的是一种文人趣味的逝去，这种趣味曾经深厚地根植于志怪、笔记、掌故之中，曾经在段成式、蒲松龄、郑逸梅身上得到继承和延展，却在最近的半个世纪里走上了末路。因此，整部小说的基调就必然是“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只不过，《卷耳》中浇块磊的兕觥换成了《望春风》篇末的孤独劳作罢了。有意思的是，这种纯粹的、对文人趣味的哀悼奇特地被改写为对乡村生活的眷恋，粗粝艰辛的稼穑生活也被置换为柔软温婉的趣闻和传说，与疮痍满面、风雨苍黄的历史相对照，小说不免有些目下无尘。

　　非 礼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古代中国士大夫一以贯之的志向，而这暗示着在朝堂之外，乡野之风之俗始终都是“有待于淳”的。事实上，无论在古代还是在《望春风》中所书写的那个时代，江南农村的原生状态都与所谓“淳美风俗”相去甚远。据沙文汉1957年的工作笔记载：浙江松阳县“一般农村妇女不想嫁给农民，初中有30%的女生却已订婚没出嫁，对象都是干部、工人及解放军……结婚的许多都不满十八岁，有的女子一年嫁了四次可以多得钱”。这种实录显示出村社自有生长之理、运行之则。对此类现象，无论是拿儒家道德还是社会主义道德来衡量，都完全称不上淳厚。对于江南乡村中的诸多“非礼”，《望春风》中的记述平静而殷实——小说对村中功利混乱的男女关系毫无臧否，叙述不动声色，任由各种欲望如植物般蓬勃生长，落笔处却丰满而沉重，对每一桩“非礼”事迹都表现得别有韵致。赵家村虽号称“儒里”，却不乏“非礼”，甚至可以说“非礼”才是赵家村的本相与主流。正所谓“民生厚而德正”，仓廪不实、衣食不足，贫穷和欲望令“道学”在赵家村几乎毫无存在的根基。

　　当然，同样的故事，换一种言说方式就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话语景观。如果不是以文人趣味为出发点，儒里赵家村的故事也可以如地方志一般写得可旌可表。但是，“文人趣味”与“非圣蔑法”本身就是同卵双生，以“雪夜闭门读禁书”为乐的文人也只有在突破禁忌、玩弄礼法的时候，才能更多地享受到纪实与虚构的愉悦。无论从创作动机还是故事本身，“非礼”对于《望春风》都是一种必须之物。因此，小说以禁忌始亦以禁忌终，始于主人公觊觎父亲情人的女儿春琴，续于春琴嫁入村中成为他的嫂子，终于两人暮年的灵肉结合，“非礼”在《望春风》中被呈现得欣然而自然。这种“禁忌之味”颇得世情小说的旨趣，格非自陈“追求《金瓶梅》式的叙事高度”，显然，不仅在文本的意义上，在美学品格上，《望春风》也充满着对前贤的追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