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外墙上挂着“燕东园32号院修缮记”的牌子，记录了32号小楼的历史岁月。1952—1965年，北京大学中文系高名凯教授便居于此。 

　　高名凯先生，中国著名语言学家、汉语语言学家和文学翻译家。1931年秋天，进入北平燕京大学哲学系深造，后取得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文科博士学位。

　　燕东园原分两区，军桥相连，风景优雅。32号院在桥之西南，1929年建成。这是一栋二层小楼，灰砖红瓦，在院子里黄绿相间的树叶的映衬下，显得愈发古朴。外墙上挂着“燕东园32号院修缮记”的牌子，记录了32号小楼的历史岁月。1952—1965年，北京大学中文系高名凯教授便居于此。

　　做渊综广博的学者，不做舞文弄墨的“文人” 

　　高名凯留法回国后，专心致力于汉语语法研究和对普通语言学理论的钻研。作为学者，高名凯先生著述宏富，写文章快是出了名的。从1940年在巴黎发表博士学位论文算起，直到1960年初，平均每年都有一部语言学的专著（包括译著）问世。“不道前人所未道，就不算于学术有贡献。”先生一句朴实的话，凝聚了人生几十载的学术之路。

　　他是理论语言学的先驱，更是潜心奉献学术的大师。高名凯先生成名之作《汉语语法论》，在出版后短短数载就进行了大幅度修订。他曾对学生说：“做学问就要专心致志，要做渊综广博的学者，不做舞文弄墨的‘文人’。” 高名凯还先后翻译出版了《欧也妮·葛朗台》等20多部巴尔扎克的著作，被学生亲切地称呼为“高老头”。虽然授课压力巨大、事务繁杂，但高名凯先生从未有过消沉与抱怨，龚祥瑞先生对此这样评价：“我想他是把全部精力、兴趣、心思都放在学术上了，这是他的精神支柱。”

　　教人学真 学做真人 

　　1957年，现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徐通锵第一次尝试翻译A. H. 斯米尔尼茨基的一篇近三万字的学术论文——《关于词的问题》。作为老师，高名凯先生花了整整一周的时间校对译稿，甚至重新改译其中不合理的地方。为了帮助学生提高外语水平，高先生牺牲本可写出一篇学术论文的时间，字斟句酌，耐心校改。在这篇译稿编审时，陆志韦先生出版的《汉语的构词法》一书，已经在目录中收录了同篇论文的译文，但高名凯先生也并未因此而减少校正的过程。在外人看来，他这一周的努力只对学生学习俄语有点帮助外，或许并无它用。

　　当时就读于中央民族学院的罗安源教授也曾回忆，当时，由于要兼顾在北京大学和中央民族学院两面的课程，高名凯先生每周都要在两校之间往返两次，每次骑自行车十数里，往往是上午在民院授课，中午返回北大办公，晚饭后又匆忙赶到民院给学生做辅导。他不仅组织多种形式的座谈和讨论，还不厌其烦地进行个别指点，常常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才又蹬着自行车回家。对此，罗安源教授非常难忘，“先生对学生是‘千教万教，教人学真’，我们对先生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亲人的追忆：为学术的一生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高名凯先生转到北京大学中文系，任语言教研室主任，并从此住进燕东园32号小楼。

　　由于醉心学术、教学任务繁重，高名凯先生鲜有娱乐时间，也因此很少与子女一同玩乐，只在妻子去世后带4个孩子游过一次颐和园。高名凯的儿女们曾这样回忆父亲：我们眼前总是浮现父亲在那间狭窄的书房里伏案写作的情景，他的书桌上下左右都是半翻开的或翻开的带有记号纸条的书籍。书桌中央是他书写的厚厚的书稿，右手边是一个深灰色的六角形烟灰缸，里面布满了长短不齐的烟头和烟灰。他的周围是五六个装满各国文学书籍的书架。在书房内还有一个贮藏间，里面装满了父亲的手稿。他在伏案工作的照片上题写了四个字：日日如是。虽然那时我们年龄都很小，但看见爸爸繁忙的工作情景，我们从来不敢前去打扰。我们知道父亲的工作十分重要。

　　燕东园32号的“高老头”长才未竟，风范永存。正如堂兄高名芳在高名凯先生诞辰80周年纪念上对他的缅怀：“少与同窗终成大器自应楷模铭史册，行常不苟无傀名贤长留品德在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