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虽然研究亚洲问题的学者很多，也有很多亚洲学者在美国和澳大利亚（亚洲研究比较强的两个国家）接受了系统训练之后回到亚洲继续研究，但是亚洲学者的出发点与西方学者不同，那种对祖国和家乡的热爱、关怀是与生俱来的。尽管亚洲研究正在发生转变，但是很多传统的、经典的内容是不会变的，例如亚洲很多国家都有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传统文化，这些历史文化的学术价值难以磨灭。

　　随着亚洲在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亚洲研究在世界学术中的地位越发重要。传统的亚洲学术研究有何优势？亚洲研究有何新发展？费城当地时间3月27—30日举行的2014年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年会上，上述问题成为与会学者热议的话题。

　　从研究对象转为知识生产者

　　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主席、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教授彤差·温尼差卡（Thongchai Winichakul）认为，亚洲研究的研究范围、对象和方法等都在发生转变。随着中国和印度的迅速发展，这两个国家成为亚洲研究的重点，相关学术期刊的数量也不断增多。

　　温尼差卡特别提到，冷战后几十年来，亚洲不再只是学者研究的客观对象，而成为了知识的生产者，涌现了大量优秀的学术机构、学者和新的理论，亚洲研究在世界学术舞台上日益活跃。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温尼差卡谈到，虽然研究亚洲问题的学者很多，也有很多亚洲学者在美国和澳大利亚（亚洲研究比较强的两个国家）接受了系统训练之后回到亚洲继续研究，但是亚洲学者的出发点与西方学者不同，那种对祖国和家乡的热爱、关怀是与生俱来的。尽管亚洲研究正在发生转变，但是很多传统的、经典的内容是不会变的，例如亚洲很多国家都有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传统文化，这些历史文化的学术价值难以磨灭。

　　提到国际化视野中的亚洲研究，就不得不提翻译的巨大作用。温尼差卡认为，不能熟练地进行学术翻译，就不能传播学术观点和成果，也就不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学者进行同行评议和互动。罗德岛大学历史系教授蒂莫西·乔治（Timothy George）认为，在现代科技手段的辅助下，翻译比若干年前更加快速、高效。他本人的著作《水俣病：污染与战后日本的民主斗争》（Minamata: Pollution and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Postwar Japan）就分别以英语、汉语和日语三种语言出版。乔治以其切身体会表示，翻译是不同领域、国家和地区学者之间的重要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