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绝大部分高校都要求教师周期性地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这一制度被称为强制发表。在近年的学术和社会讨论中，强制发表制度始终是千夫所指。本文主要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为例，论证了强制发表本身是一个值得尊重和保留的学术制度。它对评价学术成果、遴选学术人才和促进学术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强制发表的反对，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小概率原则的无知。尽管如此，强制发表制度要发挥对我国科学事业发展的积极影响，必须实施与之配套的一系列改革，主要包括减少行政对学术不恰当的干预、提升学术期刊质量、提高研究人员物质待遇以及划分研究型院校和教学型院校。

　　一、谁反对强制发表?

　　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反对强制发表的理由主要有两个: 第一，强制发表会扼杀那些具有卓越学术潜力的学者，因为潜力的开发需要厚积薄发。第二，强制发表不利于从事中长期研究。第二个理由的不充分性相对容易识别。不能否认有许多学者在从事中长期课题的研究，但是中长期研究与强制发表并不矛盾。研究人员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通常不会长年或数年只研究一个课题，更常见的情况是多课题齐头并进。即使其中某一个课题需要多年的研究才可以出成果，其他的课题未必如此。不仅如此，中长期项目常常会产生阶段性成果，这些成果可以作为论文来发表或上报，以达到强制发表的要求。值得深入探讨的是第一个理由，即强制发表会扼杀学术天才，这个观点在国内学术界有着广阔的市场。

　　没有人会否认，古今中外的学术经典，几乎都是精心打磨的思想力作，是需要“十年磨一剑”的［1］。2012 年9月去世的新制度经济学大师科斯( Ｒonald Coase) 是经常被援引的一个案例，科斯在一年中发表的成果可能还不如国内三流大学的一位普通教授。贺卫方对钱钟书的低产与当代教授的高产做了对比后指出: “我觉得原创性、思想性的这种事业跟工农业生产不一样，它不是说像工人每天计件工资，每天要做几个齿轮，可是，做学者你要思考问题。”［2］然而，这个观点有两个逻辑缺陷:

　　第一，批评者往往只提产出很少的学术大师，却忽略了那些著作等身的学术大师。例如，在经济学领域，堪与科斯比肩的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 和萨缪尔森( Paul Samuelson) ，其成果就既高产又高质。贡献稍逊的布坎南( James Buchanan) 、斯蒂格里茨( Joseph Stiglitz) 和克鲁格曼( Paul Krugman) 等人同样非常高产。

　　从统计学上看，只提科斯而不提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犯了按因变量选样的错误( case selection on dependentvariable) ，即只选择能够证实“强制发表扼杀天才”这一理论猜想的案例，其推论是很成问题的。

　　第二，违背了学术能力的分布规律。在任何一个学科领域，学术能力都基本呈正态分布。学术共同体越大，这个规律就越明显。按照此规律，具有卓越能力的学者位于分布的一极，而能力极端低下者在另一极。绝大多数研究者都位于两者之间，有些人相对强些，有些人相对弱些，他们共同构成学术共同体的主体。由于才能平庸者占学术群体的绝大多数，对学术共同体的整体判断，应该以这个群体为基础，否则就会演绎出以偏概全的推论。但是，反对强制发表的第一个理由恰恰违背了这个原理。至少物理学史表明，是相当少一部分科学家的研究工作奠定了未来发现的基础，而大部分科学家作为一个整体虽然对科学进步做出了显著的贡献，但个人的边际贡献可以忽略不计［3］248。如果当年有强制发表制度，可能真的出不了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 Ludwig Wittgenstein) 。维特根斯坦终其一生，也就写了《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两本小册子以及少数几篇论文，但他对西方哲学却有着划时代的影响。如果仅看成果数量，维特根斯坦要在今天国内一流大学做教授，恐怕是没有机会的。不过，更重要的是，维特根斯坦只有一个，绝大多数哲学家无论怎么努力也不可能达到他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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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 重庆市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科学研究重点课题“《重庆高教研究》的战略发展研究”( CQG13B101)

　　作者简介: 卢凌宇( 1974－) ，男，四川成都人，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科学社会学和国际关系研究。

　　引用格式: 卢凌宇．论高校“强制发表”制度的合理性［J］．重庆高教研究，2015( 1) : 65－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