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著名的中国学家毛里和子2002年4月在日本《学术月报》上刊文称：中国研究对日本的社会科学来说是“宿命”之事。这句话蕴含有深刻的意义。

　　用“宿命”形容日本的中国研究，极为生动地描绘出中国文化对日本社会的强大影响和日本社会对中国文化的高度重视。日本在接触汉文化之前，虽有语言，却无文字。日本大约在4、5世纪开始接触汉文典籍，到了7世纪，从《论语》、《左传》、《千字文》、《礼记》、《诗经》、《史记》、《文选》等28种汉文典籍中摘出一些词句，组合成一部规范人们行为的《十七条宪法》，表明对中国文化已钻研得很深，有了很高的汉学水平。9世纪，日本借用汉字的书写方式，创造了日文的表音文字——假名，从此有了日文，但汉字与汉字词语一直使用至今，并被多数人认为是“美的语言”，如果取消了日语中的汉字词，就无法正常表达思想，无法在社会上开展正常活动。

　　此外，日本还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使用年号的国家。2015年是日本的平成二十七年。“平成”二字并非来自日语，而是出自中国 《史记·五帝本纪》中的“内平外成”和《虞书·大禹谟》中的“地平天成”之句。这个事情足以表明，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中国文化对日本社会都有强大影响。对日本人来说，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化，绝不是格格不入的舶来品，而是其精神文化的源泉，并在千百年的吸纳与消化过程中，与其本国文化交融在了一起。在历史上的某一时期，日本的学术研究实际上就是学习、接受中国文化的过程。从广义上讲，至少在某一时期，日本的“中国研究”和日本文化史、学术发展史重叠在一起，同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强大影响和社会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重叠在一起。

　　日本出版了大量有关中国的出版物。笔者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主页上用“中国”一词检索该馆收藏的中国图书，发现自1901—2000年的百年间，该馆收藏了148607部有关中国的图书。进入21世纪后的15年间，收藏的有关中国的图书有141679部，与20世纪一百年收集的图书数量几乎相等。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收集的有关中国的图书，有的购自中国，有的译自汉语或其他文字，但绝大多数是日本出版社出版的。日本各地街头巷尾的书店，都设有关于中国问题出版物的专用书架，用于摆列研究或介绍中国历史、文化、文学、社会等各类问题的书籍，这表明中国问题在日本社会得到了广泛关注。

　　那么，日本何以如此关注中国，何以“宿命”般地研究中国呢？答案之一是中日之间悠久的文化交流关系，对于这一点，就连频频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惹怒中韩民众的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也承认：“日本和中国友好交流的历史非常悠久，这种有悠久友好交流史的国家，在全世界都很少见。”在两千多年中日间的文化交往中，日本人早已在不知不觉中把中华文明视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了。答案之二是中日之间的近邻关系，两国之间常用“一衣带水”形容彼此地理位置的接近，无论发生什么，必须世世代代相处的“近邻”，自然是“宿命”的关系了。

　　但这两个答案并不能完全解释日本研究中国的热情，日本研究中国文化的最大动力其实是来自本身的需求。用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的话说，古代日本热衷于学习、引进、研究中国文化，“只要是唐朝的东西，不论什么都要尽快地传过来——这是企图让人们看到，日本也是不亚于唐朝的文明国家”。到了近代，当他们发现，中国那种“超轶乎万国而四方取则焉”的风范已然失去，“先王礼文冠裳之风悉就扫荡，辫发腥膻之俗已极沦溺”后，就不再师从中国，而提出了“脱亚入欧”的口号，明治维新后，甚至把中国视为“恶友”，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发动了侵华战争。

　　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进入经济发展的快速轨道，日本随之也出现了中国研究热潮。对于这一研究热潮，不仅研究人员表现出了极大热情，日本政府部门也给予了巨大支持，动辄就是几亿日元的课题资助。以近期日本政府支持的重大研究课题“当代中国的跨学科研究——如何把握新的大国？”为例，该课题由8个研究机构协同合力进行，从政治、经济、外交、环境等各个角度，对现代中国进行了立体分析。该课题论证时的开头语中指出，开展这样的课题，是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亚洲格局都会带来变化。了解变化中的中国对世界格局以及亚洲格局的影响，是目前日本政府和学界大力开展中国研究的真正动力。

　　综上所述，无论是古代、近代，还是现代，日本研究中国的真正动力是来自其本身的需求，不管是政治需求、经济需求，还是学术需求，其根源都是为其国家利益服务的。古代的日本研究中国文化，是想用中华文明推动日本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现在的日本研究中国问题，是关注中国的巨大变化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对亚洲格局的影响，对一度称雄亚洲的日本有何影响。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沟口雄三有一部代表作 《作为方法的中国》，该书说道，日本人开展中国研究，是把中国视为方法，视为参照物，以证明日本文化的特质。其解释堪称精辟。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