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英国的报纸面临来自电视的竞争，同时，由于消费者激增，广告商需要更多的媒介空间。于是，报纸变得越来越厚，增加的版面由重要的特稿和图片报道填充。多伊格(Doig)指出，当时的社会风气偏向于怀疑论和玩世不恭，这使调查性报道独具魅力（1997）。这些因素或许能解释为什么调查性报道在当时大行其道。

　　“曝光”通常被理解为对某件不为人知的事实的揭露，不论这揭露是真实的，还是声称的。它一直存在于新闻报道中。比方说，在维多利亚时代，这种调查性传统就曾导致对社会贫困与剥削现象的揭露，但是，在严肃报纸中它已遭遗弃。严肃报纸将此类事情留给以周日报为代表的通俗报纸去做，这些通俗报纸常常揭露卖淫现象，或是将不重要的犯罪分子的姓名曝光。记者在前一类报道中惯用的语言是“我找了个借口，然后便离开了”，在后一类报道中则是“我来披露该罪犯的姓名”（Leapman 1992:19）。如今，类似的技巧将以W•T•斯特德(W. T. Stead)的方式被运用于“对社会负责”的新闻事业中。

　　1963年出现了两条重要的调查性新闻，后来一直被引为样板：第一条是关于一位政府部长普罗富莫(Profumo)、一位俄国特工和一位应召女郎之间的三角关系的。《世界新闻报（News of the World）》的调查新闻记者彼得•厄尔(Peter Earle)对此事进行了大量调查，他设法将该女孩儿和她的同伴藏在一所乡间小屋中，一直藏到他准备好发稿（Earle 1963）。此事还被写成一本书——《丑闻1963》(Scandal ‘63)，为后来众多的调查性书籍打响了第一炮。第二条是《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调查版的独家新闻。该报记者罗恩•霍尔(Ron Hall)详细描述了罪犯拉奇曼作为一名为房东对房客进行恐吓的手段（Leapman 1992: 23）。1969年，《泰晤士报》(Times)利用防盗报警装置搜集大都会警察的腐败证据（Tompkinson 1982）。这些事件引领了一股潮流，到1960年代末，除了反对调查性报道的地方报刊外，全国出现了许多专事调查性报道的新媒介。[1]三家最著名的媒介是《星期日泰晤士报》调查版、《私家侦探》(Private Eye)和《世界在行动》(World in Action)。

　　《私家侦探》于1961年面世，和今天一样，其资金主要来自发行额，由一群出身名门的年轻人经营，他们成分复杂，有极端的保守派奥伯伦•沃（Auberon Waugh），浪漫保守派克里斯托弗•布克尔（Christopher Booker），还有激进的左派保罗•富特（Paul Foot）。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怀疑主义者，不愿服从，并都具有讽刺的智慧；他们在一起制作了一份始终令人难以预测、大胆泼辣、以打破旧习俗为己任的杂志。结果，该杂志遭到了极端的轻蔑与仇视；有钱人――尤其是商界大亨和一些编辑――花费了大量金钱和精力企图将其消灭。考虑到它所具备的卓越的讽刺风格，以及以受其审查的富人为主要读者的事实，理查德•基布尔指出，《私家侦探》与其说是宫廷小丑，不如说是调查性媒介；但是，对法院的调查也是它报道的一部分。

　　《私家侦探》声称，它所取得的成就包括：揭露了詹姆斯•卡拉汉 (James Callaghan)首相不可告人的关系网和他对其的操纵；万兹沃思市镇委员会(Wandsworth Council)在签发建筑合同中存在的腐败；鲍尔森（Poulson）事件；心脏科医生克里斯蒂安•巴纳德大夫(Dr. Christian Barnard)的虚假声明；英国的重要公司――英国石油公司在罗得西亚（即今天的津巴布韦）实施的制裁；后来成为首相的爱尔兰政治家查尔斯•豪伊(Charles Haughey)卷入对爱尔兰共和军的军火走私；ＢＢＣ的音乐节目主持人收受贿赂；还有其他许多财政及商业方面的丑闻。事实上，得益于迈克尔•吉拉德(Michael Gillard)的专家意见和精确计算，《私家侦探》在财界拥有最多的追随者（Marnham 1982: 134-7），尽管1990年代，它的“腐烂市镇”专栏被认为是所有地方权力机构决策者的必读之物。

　　众所周知，拥有英国电视特许经营权的电视台均为“独立电视台” (ITV)，其中具有领袖地位的格拉纳达电视台(Granada Television)在1963年开办了《世界在行动》节目。《世界在行动》（简称WiA）是英国电视界第一个每周播出一次的时事系列纪录片。

　　对于《世界在行动》来说，时事意味着从政府到罪犯、从政治到流行的所有事件。它是一个目的严肃的系列节目…第一任编辑休厄特(Hewat)的运作方针建立在这样的假想上：没有多少观众乐意忠实地收看３０分钟的“时事”，除非这些时事能紧紧抓住他们的注意力…休厄特取得的成就是他为从当时看起来就是专为精英分子而设的节目造就了一批受众。 （Granada 1993）

　　1967年，戴维•普洛莱特(David Plowright)创办“调查局”，同年，WiA也开始明确地制作调查性节目。在1970年暴光鲍尔森地方政府腐败丑闻、揭露了乌干达总统阿明的大屠杀、英国石棉行业工人的疾病、英国在福克兰群岛与阿根廷打仗时还向该国出口武器的行为、爱尔兰牛肉加工行业的腐败、使监狱里的年轻人受到约束的压制政策，以及臭名昭著的司法错误事件——伯明翰６号（Fitzwalter 1998）。《世界在行动》声称，它在最早对核动力安全问题进行的调查报道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对该工业的衰落产生了影响；它还是最早审视英国皇室及其纳税问题的新闻节目，并因此导致“女王同意和她的祖先一样纳税”（Granada 1993）。《世界在行动》影响了英国的公众生活，这一点已得到广泛认可。1993年格兰纳达电视台停播此节目时，许多人都感到难过，认为此举表明为服务公众的承诺在消失，而贪欲在增加，同时英国的公共领域在缩减。

　　在此期间出现了很多独特的调查报道，其中三个被视为此类型的经典：鲍尔森事件、镇静剂事件和DC10。所有这些事件在一些非常优秀的书籍中都有详细记载，此处简单一提即可。

　　1970年，一位年轻的英国记者雷•菲兹沃尔特(Ray Fitzwalter)就建筑师兼公共建设承包人鲍尔森破产一事为自己所在的地方报纸《布雷德福百目神》（Bradford Argus）撰写了一篇文章。《私家侦探》的保罗•富特转载了这篇文章，并就此主题作了两页的整版文章。此事引发了大量调查，催生了许多文章和广播电视节目，对1974年“皇家公共生活标准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into Standards in Public Life)”的设立起了重要作用。这些记者取得的成果是揭露了公共管理机构中的腐败，从最小的地方权力机构到全国政治家中的领袖人物，巨细无遗，尤其是雷•菲兹沃尔特，他在第二部片子中展示了政客们与鲍尔森相互利用，以不道德的手段获取公共建设合同，粗制滥造地完工，从中获取巨额利润这一过程中的每一步骤。

　　1972年，《星期日泰晤士报》展开了一项长期的运动，为镇静剂受害者争取获得承认和适当的赔偿。1960年前后，一家大型制药公司迪斯蒂勒(Distillers)曾向孕妇提供镇静剂，导致451名婴儿出生时有畸形。虽然此事广为人知，但是10年过去了，受害者没有得到任何赔偿，迪斯蒂勒企图强行令受害家庭的索赔代表接受一个解决办法。《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哈罗德•艾文斯(Harold Evans)及其同事决定调查此案。正如法官丹宁勋爵(Lord Denning)在拒绝迪斯蒂勒公司以此案正在审理，尚未裁决为由要求禁止《星期日泰晤士报》对此案的报道时所说的那样：

　　1972年9月24日，《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的镇静剂儿童：国家的耻辱》的文章。它将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这场旷日持久的法律程序上，并说：“看上去很明显，在新一轮开庭期内，迪斯蒂勒的辩护律师将与代表孩子们的律师一起现身，为在过去几个月私下制定的解决方案寻求法庭认可。糟糕的是，这个解决方案与镇静剂儿童所遭受的令人震惊的伤害相比…太不成比例。镇静剂事件发生以来的十年间，该公司只作出了１％的经济赔偿。” （cit. In Smith 1974: 133）

　　《星期日泰晤士报》进行的调查报道以及在此基础上发起的持续多年的运动使许多受害者得到了比原来预期的最好的结果还高的赔偿，此外，法院还同意，在法庭上就公共利益问题进行的辩论不算藐视法庭（Evans 1983: chap. 4）。但是，奈特利（Knightley 1997: chap.10）写道，该调查暴露出英国新闻事业的弱点，而且，该调查本身除了使人们持续关注此事之外，也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他认为是被告公司迪斯蒂勒的持股人发起的运动使该公司董事会胆战心惊，从而达成了目前的解决方案。佩奇（Page,1998）和奈特利（同上：第十章）都讨论过调查性报道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这个问题。奈特利还指出，调查小组需要进行艰辛的研究工作，认真对待报道主题，这一点很有用。

　　当时另外一个重要的调查性报道也是由《星期日泰晤士报》进行的，其内容是关于1974年DC10飞机的空难事件的，。这类重大报道给该职业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既有利益集团及其政治代表则没有必要以同样的方法在这一职业中留下印象。当新闻工作者审查以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为核心的集团所拥有的私利时，这个1970年代的工党政府感到气愤、恼怒。它给新闻工作者设置了一系列障碍，并于1977年成立了皇家新闻调查委员会，批评记者企图“寻找可用以损害工党内阁成员名誉的可耻材料”。（Doig 1997: 196）。

　　1970年代中到末期，英国经历了一个经济萧条时期；由于印刷媒介面临财政问题和人员动荡，所以报纸的调查性报道数量有所下降。用《每日镜报》(Daily Mirror)，即今天的《镜报》(Mirror)迷的话来说就是，面对大众商业竞争，报纸放弃了其作为发表不同意见的重要载体的角色（Pilger 1997, Molloy 1997）。到1980年代，看上去电视进行了更多的调查性报道。对报道日程和内容有所规定的全国性规范要求电视台偏向于调查性报道，独立电视台公司争相对这种转变表示钟爱（Gibbons 1998: 72）。BBC开办了《4点档案》(File on Four)节目，而广播的调查性系列节目则出现得相当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