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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让”与魏晋王权的历史特质
2015年07月03日 11:06 来源:《文汇报》2015年7月3日 作者:徐冲 字号

内容摘要:沿用达数百年之久的“禅让”,无疑是构成中国中古王权独特景观的重要元素。前述“开国群雄传”在南北朝的历史书写中终归于消失,与王权起源理念所发生的这一反动进程应该也是分不开的。

关键词:王权;特质;国史;书写;群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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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用达数百年之久的“禅让”,无疑是构成中国中古王权独特景观的重要元素。简单地将其理解为是权臣对于“篡位”的伪装与回护,与石勒们的非主流评价相比,其实并无多大进步。与其批判古人为“真小人”,莫如站在和他们同样的“伪君子”立场,努力理解这一王权更替模式的原理与运作,并借此探寻与之相应的王权之特质。

  石勒的非主流评价

  十六国时代后赵的开国君主石勒,曾经在功成酒酣之际,向大臣徐光询问自己可方于往古何帝。对于这样的终极之问,徐光及时给出了“轩辕之亚”的安全答案。史载石勒笑曰:

  人岂不自知,卿言亦已太过。朕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然犹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脱遇光武者,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丈夫行事当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朕在二刘之间耳,轩辕岂所拟乎!

  石勒的回答颇堪玩味。这段文字目前可以追溯到的最早史源是北魏崔鸿所著的《十六国春秋·后赵录》,为《太平御览·偏霸部》所引得以留存,亦见于唐修《晋书·石勒载记》。虽然没有直接证据,庶几可以肯定是来自于后赵自身的国史书写。石勒的上述发言当然经过了后赵史臣的润色,但对两汉魏晋四位开国君主的不同评价——前褒后贬——或许确实出自他的本意。理由在于他们“取天下”的方式有别。刘邦、刘秀以逐鹿中原的直接暴力成就王朝霸业,曹操、司马懿却是“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远不够光明正大。

  我们都知道魏晋王朝完成王权更替的方式是通过所谓的“禅让”。石勒对于这一方式的负面评价,虽然与后来《三国演义》所代表的曹马之大众形象有暗合之处,但恰恰暴露出他作为曾经魏晋帝国治下的边缘人群一员,即使在翻身掌握大权之后,对于魏晋统治精英的理念还是相当隔膜的。在另外一个场合,面对前赵皇帝刘曜的“赵王”之封,石勒声言:“帝王之起,复何常邪!赵王、赵帝,孤自取之,名号大小,岂其所节邪?”这都可以说明他对于魏晋“禅让”的程序和原理缺乏基本了解,自然也谈不上欣赏与认同。这大概也是整个十六国时期北方“五胡”人群的普遍态度。纵使华夏人士与制度文化在十六国政权内部多有吸纳,“禅让”并不在其列。这一时期频繁异常的王权更替无一不是通过军事暴力成就来直接达成的。

  然而纵观整个中古时代,肇始于汉魏交替的“禅让”却是王权更替的基本路径,石勒们的评价反倒显得有些“非主流”了。永嘉南渡,东晋自然延续司马氏的法统,继起的宋、齐、梁、陈南朝四代皆以禅让立国。北方的情况略复杂一些。十六国政权已如前述。北魏起于塞外,在拓跋政权统一华北的漫长过程中,与其他十六国政权及南朝的关系也以武力征伐和臣服支配为主。但以太和十七年(493)的孝文帝迁都洛阳为标志,如所周知,北魏的统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在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转变,华夏传统被更成规模地整合进入北朝国家。典型表现就是自北魏末年的大乱局中崛起的北齐、北周两王朝,都选择了通过禅让来完成王权更替。东魏、西魏对立局面的出现,正是这一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历史性表现。其后的杨隋与李唐皆袭其旧。尽管唐太宗后来也曾经以“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来贬损隋文帝(载《贞观政要》),但当年其父李渊自太原起兵攻入长安后,即拥立隋宗室杨侑为帝,也是以未来的“禅让”程序为默认前提而采取的策略行动。

  史上所见最后一次禅让,是宋太祖赵匡胤在陈桥驿“黄袍加身”后的即位仪式。史载“翰林承旨陶谷出周恭帝禅位制书于袖中,宣徽使引太祖就庭,北面拜受已,乃掖太祖升崇元殿,服衮冕,即皇帝位”,已经颇为敷衍。再往后,就是我们更加熟悉的徽钦二帝北狩、崖山之战与崇祯帝的景山了。是否禅让,与中国古代王权的历史进程若有符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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