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开创了中国沿着法治轨道前进的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涉及到当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诸多方面关系的认识和调整，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执政党与法治的关系问题。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会议公报，对此做出了科学的分析和界定，厘清了执政党和法治的四大关系。

　　1．领导关系

　　我国宪法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正因为这样，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保证。必须加强和改进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过程。”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也已经明确指出，“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由此可见，党和法治的关系，首先是领导的关系，也就是说在我国，宪法和法律的产生离不开党的领导，必须肯定党对宪法和法律以及法治的领导作用。

　　回顾新中国制定法律的历史，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制定的第一部国家大法。1982年，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实践经验，又对宪法作出了全面修改。接着，在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分别提出不同的修正案。宪法是这样，其他法律的制定和修改也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是国家立法最多的时期，到2010年底时，中国已制定现行有效法律236件、行政法规690多件、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而这一切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完成的。

　　肯定党对法律制定和法治的领导作用，就是强调党所承担的神圣职责。没有党的领导，不可能有国家的法律体系和法治，党始终肩负着领导法律制定和实行法治的重任。

　　2．一致关系

　　确立党对法治的领导地位，并不是要把党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凌驾于法治之上，把法治简单地当成可有可无的工具手段，用则用之、不用则弃之，而是突出了法律和法治的重要性，强调在党和法治之间，两者互相依存、密不可分的一致关系。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厉行法治，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

　　曾经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时，当时的理论界有一种倾向，把党的领导和法治对立起来了。他们认为，讲党的领导就不能讲法治，讲了法治就会否定党的领导作用，否定党的路线的作用和政权的作用，否定政治思想工作的作用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作用等等，总之，法治这样的概念有片面性，容易导致“法律万能论”，贬低和抹杀了党的领导。这样的看法和认识，当然是错误的、有害的，要加以纠正。

　　党的领导和法治在本质上是一致性的。其中的道理就在于，一个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乃至其法治精神、法治理念，正如历史唯物主义所理解的那样，实际上是这个国家的执政党、治理者意志和力量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