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施坚雅模式包括集市体系理论和区域体系理论,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迄今为止,专门评介施坚雅模式的论著并不多见,因此有必要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宏观角度对其进行评估,包括施坚雅模式的架构及其方法论、该模式的多样性影响及其局限性。本文的写作属于学术史的分析,力求对涉及施坚雅模式的研究成果进行专题性的缕述和剖析, 以期对施坚雅模式的学术效应有一个客观、系统的把握。

　　【关键词】施坚雅模式；国际汉学界；中国研究

　　一、引言

　　施坚雅模式是解剖中国社会变迁状况的分析模式,包括集市体系理论和区域体系理论,前者主要研究中国乡村社会,后者主要研究中国城市化。迄今为止,专门评介施坚雅模式的论著并不多见, 许多学者只是在各自的研究中提及该模式而已, 因此有必要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宏观角度对其进行全面评估,包括施坚雅模式的架构及其方法论,该模式的多样性影响及其局限性。本文的写作属于学术史的分析,力求对涉及施坚雅模式的研究成果进行专题性的缕述和剖析,以期对施坚雅模式的学术效应有一个客观、系统的把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学的重心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学界认为,费正清创建了美国的中国研究基本框架。本文讨论的施坚雅模式就是费正清之后美国学者提出的研究中国市场体系和区域发展的新模式,它对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鉴于美国是国际汉学界的重镇, 故本文的文本分析亦以美国学者为主, 兼及日本、英国、新加坡等国。

　　学术界对“汉学”(Sinology,或译“中国学”)和“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的概念内涵和学科属性存在分歧,此处不予讨论。在本文的叙事结构中,“汉学”、“中国学”、“中国研究”均是边界宽泛的概念和分析性话语, 涵盖所有海外学者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诸问题的学术研究, 包括传统中国研究和现代中国研究。

　　二、施坚雅模式的架构及其方法论

　　从研究现状看,“施坚雅模式”的提法已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黄宗智的观点颇有代表性, 所谓“施坚雅的贡献是把中国的基层社会作出一个极清楚的模型, 使下一代的学者清楚地分别自然村、集市、镇、县城等中国基础社会结构的不同部分”, [1]施坚雅也因此成为美国中国学研究的第二代领军人物。

　　施坚雅模式的架构(从提出到不断扩充、完善)实际上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60年代), 他在《亚洲研究杂志》发表《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1964—1965 年), 初步提出一种独特的分析中国基层社会的方法, 即集市体系理论;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 他将此理论扩大到区域研究和城市化, 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1977年), 提出区域体系理论, 基本完成施坚雅模式的架构;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 他在就任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主席时,发表《中国历史的结构》的演讲(1984年), 主张以“区域周期”取代“王朝周期”,进一步探讨了区域变迁的动因;第四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 施坚雅与中国学者合作, 在技术手段方面完善了分析中国社会宏观区域的模式。从学术脉络上看, 施坚雅模式的阶段性拓展表明其理论架构存在一个逻辑链。关于前三个阶段, 有关学者的论述相当清晰,此处不赘述。第四个阶段出现于世纪之交, 施坚雅在应用和发展现代地理学理论(主要包括中心地理论、区位理论、区域系统理论和扩散理论)的基础上, 建立了中国等级区域空间HRS 模型。该模型描述了一个由一系列不同社会经济区域系统构成的等级系统, 每个区域系统以城市或镇为中心, 最后形成一个具有内部差异的社会经济宏观系统。HRS 模型提供了一个具有一般性意义的空间分析框架。详言之, 它提供了核心—边缘环带(简称CPZ)和城乡连续体(简称URC)交叉列表组成的二维矩阵作为一个数据分析的结构框架。CPZ向量表示以大都市为中心的高阶区域系统的宏观量级核心—边缘结构分类, 这是以区域系统理论为依据的。URC向量反映城市和镇的等级排序, 它大体上反映城市和镇的近辐射域的中观量级核心—边缘结构。为了提供一个研究样式, 施坚雅提出了一个地理信息系统GIS辅助的时空分析方法,形成了从普查数据产生纵向数据的技术, 并运用这些工具(方法、模型)对1990 年长江下游宏观区域的生育率转变进行了分析。[2]由于各种原因, 施坚雅模式的这一改进尚未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

　　那么,施坚雅架构而成的模式有何方法论意义呢? 柯文对中国中心观有一个经典概括,归纳为四大特征,即中国中心取向、注重区域的研究方法、注重基层的研究方法、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它们正是施坚雅研究中国问题的方法。下面逐一分析之。

　　1.中国中心取向

　　所谓中国中心取向,是指“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 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 柯文提醒人们:“我使用`中国中心' 一词时绝对无意用它来标志一种无视外界因素, 把中国孤立于世界之外的探讨这段历史的取向;当然我也无意恢复古老的‘中国中心主义’(Sinocent rism), 即含有世界以中国为中心的意思。我是想用‘中国中心’一词来描述一种研究中国近世史的取向, 这种取向力图摆脱从外国输入的衡量历史重要性的准绳, 并从这一角度来理解这段历史中发生的事变”。[3]如同其他采取中国中心取向的美国学者一样, 施坚雅的研究对象是19—20世纪的中国。这是为了抵抗西方中心主义而刻意选取的学术立场。19—20世纪的中国,正处在古今中外文化大交汇的历史聚焦时期。只有揭示出这一历史时段中国社会内部的发展机制,才能在还原历史真相的同时批驳西方中心主义的错谬。正是在奠定施坚雅模式的《中国农村的市场与社会结构》中, 施氏袒陈了中国中心取向的学术立场, 称“在这部著作中, 我对中国农村的市场活动作了一些局部的描述和初步的分析。这个被忽视的课题所具有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严格的经济学的内容。由于这里根据中国情况描述的这种市场结构看来具有被称之为‘农民‘ 社会或‘传统的农耕’社会的全部文明的特征, 它特别引起了人类学家的注意。在这类重要的复杂社会中, 市场结构必然会形成地方性的社会组织, 并为使大量农民社区结合成单一的社会体系, 即完整的社会, 提供一种重要模式。由于已经完成的无与伦比的大量工作, 由于中国社会所具有的异乎寻常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允许很多地区的市场体系在现代化开始之前达到充分成熟, 还由于可供利用的长达几个世纪的中国市场的文献为研究传统社会内部全面的发展和变化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中国的情况对于传统农耕社会中农民交易活动的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4]纵观施坚雅对19—20 世纪中国农村市场、城市化等问题的深入研究, 无不贯穿着中国中心取向的基本旨趣。实际上, 施氏的中国中心取向可以追溯到他早年在成都平原开展的田野调查工作, 以及包括港台在内的东南亚华人社会研究, 这些调查和研究为他后来转向中国基层市场研究作了很好的铺垫。[5]

　　2.注重区域的研究方法

　　施坚雅的区域研究方法主要体现在他对中国城市史的研究成果中, 包括中国存在九大区域的观点以及各区域均存在中心—边缘的内部结构的提法。柯文在论述此一中国中心观取向时, 重点评介了施坚雅, 显示施氏的学术贡献不容忽视。施坚雅区域研究方法的一大特点, 就是向人们展示了区域系统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动态感,“因为它不是把城市作为离散的、孤立的单位加以讨论, 而是把它们看作与其腹地之间, 以及其所在之区域的其他大大小小城市之间相互作用的单位。在时间上,这种分析方法也是动态的,因为它认为所有的区域系统都经历了发展与停滞的循环过程,这种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与王朝的兴衰更迭相一致,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又按照自己特有的节奏发生变化”。该方法的另一特点在于“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6]施坚雅模式强化了中国问题研究应该具备的时空感,启发人们将地理条件、时间及空间因素纳入到研究思路之中。有人将其视为施坚雅对国际汉学界的主要影响。[7]区域研究方法虽不是施坚雅首创, 但施氏对其进行了创造性运用。从相关的学术背景看, 20 世纪60 年代开始, 法国年鉴学派对美国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8]年鉴学派强调人类社会的多元性,提倡在总体史观的指导下展开区域性研究, 尤为关注基层民众生活史。年鉴学派的治史路数推动了美国中国史领域的区域研究, 施坚雅受此影响尤深。此外, 施氏借助的学术资源还有20 世纪30 年代冀朝鼎提出的“基本经济区”概念, 以及现代地理学的最新成果。冀朝鼎通过考察中国水利事业、漕运、经济区划的地理基础、统一与分裂的经济基础之间复杂的历史关系,抽离出“基本经济区”概念。这一提法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 启发了包括施坚雅在内的许多学者。现代地理学发展的最重要成果之一,是空间学派的诞生。该学派将空间从区域中分离出来, 使之成为一个独立因素, 并提炼相应的空间结构模型, 如中心地学说。该学说在中国的最早检验, 始于施坚雅于20 世纪40 年代在四川成都平原所做的田野调查。[9]众所周知, 施氏后来运用中心地学说提出了解释中国基层市场和城市化等级的模式。

　　3.注重基层的研究方法

　　作为人类学家的施坚雅,其研究中国问题的方法之一是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即强调对基层社会的深入了解,力图复原基层社会的民众生活。这也是年鉴学派的治学方向。将基层社会的民众生活作为研究对象,必然要求研究者对基层社会有一个总体把握,尽管研究重点因人而异。施坚雅以基层市场为切入点,同时也考察了中国农村的地理、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方面的情形。这种围绕某一核心问题展开的综合研究,同时要求研究者具有宽阔的学术视野,善于吸纳其他学科的概念及方法,而不能囿于单一学科进行肤浅的描述。在此, 施坚雅援用了包括中心地理论在内的多种分析工具。研究素材的选择亦是还原基层民众生活史的重要方面。施坚雅自称, 他在着手具体的中国问题研究时, 查阅了大量的方志、地方报纸、外国人的游记等, 访谈了许多移居海外、曾经在农村市场体系中生活过的“知情人”, 利用了自己1949 —1950 年在四川进行的实地调查材料。[10]

　　施坚雅研究中国农村市场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揭示以市场为中心的农村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缘此而来的学术成果, 就是施氏提出了“基层市场结构”、“基层市场社区”、“非正式管理”等重要概念,尤其是奠定了市镇研究的独特地位、确立了该项研究的分析框架。费正清将施氏关于“基层市场社区”的概念表述为“集市社会”,它“ 既是一个经济单元,又是一个社交世界”,甚至指出“这些旧的集市社会已经成为组织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的天然基地”。在费正清眼里, 集市社会是了解中国社会本质的一扇窗口。[11]从各方面看, 施坚雅模式“已经成为地方史(包括城市史)写作的有力资源”。[12]

　　4.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跨学科研究又称之为科际整合。现代史学的自我拓展必然要求历史学家运用相关的社会科学方法, 对人类社会内在结构和基层社会作深层次的剖析。跨学科的历史研究概有两种类型:一是个体的独立研究,二是不同学科的学者协同研究。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布洛赫倾向于后者。受年鉴学派影响, 1964 年《亚洲研究杂志》刊登了一组讨论跨学科研究中国史的文章, 由施坚雅主导, 史华兹、李文森(一译列文森)、芮玛丽、墨菲、弗里德曼等学者均卷入其中。自此以后, 社会科学介入中国学研究成为不争事实, 涌现了一批有份量的包括施坚雅论著在内的跨学科著作。在此过程中, 人类学家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与人类学关注的对象是非西方社会有关。与其他社会科学家相比, 人类学家更加洞悉西方中心主义所带有的种族歧视。施坚雅的典型意义即在于此。以故,有人将施氏视为运用社会科学从事汉学研究的代表人物。施坚雅袒陈:“我的经历也许清楚地反映了近来西方学术界重视跨学科研究的趋向。近数十年间, 西方历史学家对各门社会科学的长处有了充分认识, 把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已蔚为风气。”关于《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编辑宗旨, 施坚雅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编撰本书的目的, 是为了推动跨学科研究的发展, 并显现国际间合作的景象。”[13]如果说施坚雅写作《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算是跨学科研究的独立作战, 那么稍后由他主导的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城市史的研究则是跨学科研究的协同作战, 集结了来自历史学、社会学、地理学、政治学、人类学、宗教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 这是“一种带有划时代意义的创举”(柯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