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电视片

　　1977年，上海电视台的祁鸣，在画家张乐平的引荐下，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巴金，萌生了记录巴金先生音容笑貌、留存影像资料的想法。经反复要求，巴金同意拍摄。

　　1978年春节，巴金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配合拍电视片。1978年2月6日(腊月廿九)是农历年的最后一天，日记里这样写道：“七点后起。取牛奶。黄宗英、王丹凤、西禾同魏鹤龄夫妻先后来，为了祁鸣来拍电视片，忙了许久。十一点半前结束。”

　　拍完电视片，巴金就同女儿小林去新店买衣服。下午一点一刻又去参加政协的活动。还“写日记。一点半睡。”巴金的这一天是紧张忙碌的一天，他上床睡觉的时候，按照农历已经到了新的一年。因为前一天的拍摄还没有结束，还要接着拍。“七日(阴)七点半起。八点后裘柱常来，坐了一会……后来祁鸣陪张瑞芳来拍完电视片的最后一个镜头。”

　　祁鸣： 苦心拍摄巴金22年

　　近日，许多观众来到海上艺术画廊，欣赏“巴金的笑”摄影展，以纪念巴金先生诞辰110周年。与以往我们常见的这位文学大师严肃的、沉稳的形象不同，这个展览集中展现巴金的笑容。而这些照片的拍摄者，就是如今已有81岁高龄的祁鸣先生。

　　祁鸣退休前是上海电视台记者，他曾在十年前举办过“生活中的巴金”展，“巴金的笑”是他从拍摄的三千多幅巴金照片中挑选出的八十四幅作品，这些照片大多是第一次与大众见面的精品。新华社高级记者赵兰英曾说：“祁鸣是本书。所有章节，在叙述一个共同的故事：他与巴金。”

　　“劫后余生的笑”的诞生

　　记者在展厅见到张乐平先生的儿子张慰军，祁鸣第一次拍巴老，正是靠“三毛之父”张乐平先生引见。粉碎“四人帮”以后，祁鸣为张乐平先生拍了一组电视片，同时问起巴老的情况。张乐平马上说：“你为何不去访访巴金？”于是，热心的张乐平带着祁鸣踏进了武康路113号。祁鸣清楚地记得，那时深深的庭院杂草丛生，来看望巴金的人很少。见到张乐平和他，巴老显得特别高兴。祁鸣向巴老表达了要拍几张照片的愿望，巴老爽快地答应了。不久，巴金在家里接待柯灵、孔罗荪、王西彦、师陀、张乐平，巴金的胞弟李济生也在座。那天，几位老人显得格外高兴，谈笑甚欢，祁鸣选择不同角度飞快地按动照相机快门，同时又拍了电视专题片《访老作家巴金》。这张取名“劫后余生的笑”的照片见报后，全国各地报刊多次转载，读者反响极大。老艺术家们的笑容明确地告诉大家：文艺的春天来到了。可惜，这张照片的原底找不到了，祁鸣说拍摄的时间是在1977年年底，而巴老的日记上记的是1978年1月8日。

　　与巴老的君子协定

　　祁鸣虽是“大老粗”出身，当过童工，卖过报纸，拉过大板车，新中国成立后才学了文化，肚里“墨水”不多。然而，他却想：要是能够将巴老的所有活动拍下来多好，鲁迅的时代因条件不允许，他留下的资料极少，所以现在我们研究鲁迅就有不少遗憾。如今条件允许了，环境也好了，为什么不做这件事呢？但是巴老怎么也不同意。他说：“你应该去拍茅公，拍夏公，拍冰心大姐，我算什么呀？”祁鸣恳切地要求巴老以后每遇重要活动就通知他一声。“然而一次也没有接到他的电话。”祁鸣就一次次到巴老家里“泡磨菇”，巴老就是不点头。有一次，祁鸣去参加市里一个会，恰与巴老乘同一部电梯，巴老幽默地说：“你也来啦，我看到你就害怕。”祁鸣就趁机再次提出要求，巴老终于为他的真诚打动，与他达成一条“君子协定”：“你要拍我可以，但不要太突出，有些照片在我活着的时候不能发表。”听着巴老终于“松”了口，祁鸣自然是大喜过望，从此他成了拍摄巴老影像资料的“专业户”。成了跟踪拍摄、全程记录巴老“轨迹”的第一人。从1977年到1998年巴老住进医院，22年里，他拍了三千多张照片和13个小时的影像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