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承认，新世纪诗坛的喧腾多限于诗歌圈子。它的“热”和社会关注的“冷”之间反差强烈，群星闪烁的背后少见令人心仪的经典诗人与作品，表面的繁荣之下透着一股内在的沉寂。出现这种边缘化的诗歌生态原因何在？归根结底还是诗歌与现实关系的处理上出了问题。

　　“诗歌与现实”的关系这个老话题常谈常新

　　也许有人会说，“诗歌与现实”的关系这个老掉牙的话题实在没必要再提，哪个时代、哪位诗人、哪种写作不涉及这个问题？这不是已经留下许多成功的范例吗？其实不然。老生常谈证明问题重要。问题始终悬而未决，所以能常谈常新。并且，不同时代、不同作者面临着不同的现实，不同作者面对同一现实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可能有不同的反应。历史证明，凡是诗歌与现实高度和谐共振、词与物之间达成双向渗透时，大手笔的诗人和经典作品即会萌生，屈原的《离骚》、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郭沫若的《凤凰涅槃》等就是例证。

　　而一个时代如果产生了能够深刻介入现实、影响写作风气的诗人，产生了让人读后顿觉海阔天空、诗魂高迈又具有超越时间力量的经典作品，即便这样的诗人和这样的作品凤毛麟角，那个时代的诗歌也称得上繁荣了。考察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创作，发现它们和现实一直互为关联，时而异常密切，时而若即若离，总体上留下了一条从疏远到重建的运行轨迹。

　　20世纪80年代的诗坛不乏一些紧盯时代、现实、历史之作，它们贴近国家和民族抒情，“大词”频出，但是多数偏于空洞，影响不大。有一部分诗歌努力在自然、灵魂、生命等领域进行精神层面的探讨，但过于迷恋技术和语言。这类作品诗意固然纯粹，只是人间烟火稀薄，从根本上阻滞了与现实、读者沟通的渠道，对诗歌陷入边缘化的处境难辞其咎。20世纪90年代的诗坛盛行个人化写作，“从日常生活的海洋打捞艺术的珠贝”成为一时的风尚。

　　而21世纪虽然刚刚滑过19个年轮，但这个时期诗歌创作的丰富与特殊程度令人咋舌。一系列重大事件促使诗人们的写作伦理水准普遍攀升，他们常常将自己和周边现实联系起来考虑问题，写下的诗歌作品对现实与时代有所承担，因为不食人间烟火的选择无异于自设“陷阱”。诗歌写作何时都允许有心灵化或纯粹化路线，只是不能做空转的“风轮”，一味地“净化”到只剩自我。诗人们努力远离过度纯粹和自我的束缚，谋求与广阔世界的联系。

　　不少诗人将切身感受和原初经验作为情思资源，自觉打通小我与大我、一己情绪和公共体验，在某种程度上传递出了时代的声音。比如说，赵亚东的《带着稻米回家》，就像是从生活土壤上直接开出的精神花朵，“那些稻子说倒就倒下了/听命于一个乡下女人的镰刀/她弯下腰，拼命地梳理/一粒米和土地最后的联系//那些稻子被风吹着/那些稻子最后都倒下去，一片一片的/像那个收割的女人，默默地顺从于命运//那些稻子也该回家了……/我知道，把它们带回家/我必须用尽一生的力气”。精确而节制的文字，富于张力的描述，写出了农人劳作的艰辛。作品从个人写作出发，却传达出“非个人化”的声音，入笔虽小，旨趣却远，透过事物的表象闪烁着智慧和人性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