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以来,读诸子大多基于西学的范式,如罗根泽说的“戴了‘西学’的眼睛以看‘诸子’”(张默生《先秦道家哲学研究》,山东文化学社1934年版,“罗序”第4页)。这开拓了诸子学的领域,使中华民族的思维水平得以提升,贡献不能不谓巨大。不过,带来的问题也很多,并且实际构成了当代学人的问题背景。我越来越觉得,还有另外的走近诸子的路径。假如基于诸子著作形式的特殊性,重视诸子及其学派的思想流变,再寻觅其背后的一般思想,当能获得更客观的认识。本文即讨论这个问题。

　　一 

　　读诸子,首先该注意,战国中期之前的诸子著作大多是对于特定对象的表达。战国中期以后,有了针对普遍对象的表达,也还有许多篇章的内容是特定性的。

　　特定性的对象有个别性和类别性两类。个别性的如《论语》,大多是对某个弟子或时人的教诲,以及弟子相互间交流的记录,各条语录原本是对个别性的对象而言。这也正是原始语录体的特征。在这类体式中,语录的意义是由语录句义、语录涉及的对象和语录产生的语境结合起来形成的。阅读这些语录,该落实到语录所及的具体对象或事件中,要知道语录原本是对特定场境中的对象有意义。例如孔子斥责冉有“非吾徒也”,只是因为其佐助季氏田赋、“聚敛而附益之”(《先进》)这一特定事件,并不是对他的总结性评价。否则,就不能解释他何以又列在“十哲”(《先进》)中。《论语》中多位弟子问“仁”,孔子的回答各不相同,当然也不是对某个弟子负责任,对另外弟子应付从事,而是李贽说的“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焚书·童心说》)。

　　另外类别性的,是对某一类对象说的。例如《孙子兵法》,前四篇对统帅讲战略性的问题,中间八篇对将军讲战术性的问题,末篇《用间》对统帅和将军都有意义。所以第四篇《形篇》讲“无奇胜”(据银雀山简本),第五篇《势篇》讲“以奇胜”,并没有矛盾。因为《形篇》是对统帅讲的,统帅需要考虑政治、外交、经济等因素,“奇”即使获“胜”,也没有决定性意义。而《势篇》对将军而言,将军着重考虑具体作战的问题,要求出奇制胜。这样“不敌则避之”(《计篇》)之类的指示也能合理地解释,因为其只是对统帅讲的战争继续与否的原则;假若是对将军而言,怎么可能指示他在寡不敌众时可临阵脱逃呢?显然,对统帅说的,对将军可能没有指导意义。

　　那些现在看来很抽象的著述,原本也是针对某一类对象的指示。例如《老子》,在各章的背后原本也潜存着特定类别的对象。顾准先生分为四类:“一类是‘王’或‘侯王’,‘王’或‘侯王’也称为‘圣人’;二类也称做‘圣人’,但不能确实指证为‘王’或‘侯王’,或是一些在野的‘圣人’的;三类是‘士’;四类是漫不指明为主体的。”(《老子的“无名”是反对孔子的伦常礼教的有名论的吗》,《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6页)笔者曾分“士”“侯王”“圣人”三类(参见《〈老子〉“道”的依附性和原始巫术思维》,《江海学刊》2001年第3期)。具体怎样分类自然需要再讨论,但是分清了对象类别的特定性才能读懂各章的本旨是显然的。例如对“士”讲的人生修养原则和方法,对“侯王”“圣人”没有意义,其并非一般的人生论。对“侯王”讲的政治谋略和手段,对“士”“圣人”也无甚意义。对“士”“侯王”“圣人”说的都以“道”为根本,这个“道”的意义也就不同一,不是一般性的。对象的特定性,导致了“道”意义的不确定性和丰富性。

　　到战国中后期,有开始对普遍对象而言的著作。秦汉之间的杂家著作《吕氏春秋》《淮南子》,有贯通全书的结构考虑,更明显为一般性的表达(其中若干章节还是对特定对象说的)。但是,不能以为战国中期之前的诸子著作也是这样的。对某个人当时的需要说的,或是对某一类别的需要说的,其所形成的意义,若作一般性来理解,会有许多难以填平的沟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