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文学科的境遇是比较尴尬的。一方面,现代大学的建制化和学科规训,要求综合性的中文学科离析为语言学、文艺学、文献学等以专业为导向的系科建制,这又会决定本科生的课程体系及人才培养模式,在专精与博通上难免顾此失彼;另一方面,中文学科内部的语言学、文艺学、文献学等专业毕业生,都没有成规模的、直接对口的职业去向,导致学生对专业学习与生涯规划之间的关系产生迷惘。

　　于是,中文学科怎样培养学生?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让他们能够适应未来的工作和职业挑战?这些都是当老师的颇为困惑的问题。

　　中文学科切近

　　高等教育的本质

　　其实,如果回归到高等教育的本质,那么中文学科反而是可以心安理得,甚至是大有作为的。我们不要忘记,高等教育不是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固然要根据不同的学科和专业,指导学生具体地学习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工程、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等专门知识,但是更重要的是,通过诸如此类的专业知识的讲授和学习,来指导他们学会如何有成效地学习、如何批判性地思考、如何创造性地思维、如何解决问题、如何跟他人沟通和合作;并且,毕业以后也能够始终保持学习新知识、适应新环境的兴趣;从而更加主动地迎接未来各种新的职业挑战和化解精神困境,让高等教育的滋养真正惠及其终身。正如耶鲁大学校长苏必德(Peter Salovey)接受《青年参考》报采访时所说的:“我们真正要讨论的是教育的内涵。你具体在学习什么固然重要,但其重要性并不如学习那些普遍的、能突破任何学科界限的知识与智慧,比如,如何创新思维,如何解决问题,如何进行清晰的沟通。”

　　显然,在“普遍性”和“智慧性”等方面,目前中文学科的课程体系,通过一定的调整和改造,反而是比较容易实现上述目标的。问题是朝着什么方向和怎样进行调整和改造。

　　“三驾马车”拉动的中文教育之构想

　　就人才培养和思维训练而言,目前中文学科的课程门类和学术资源,基本上可以归入广义的修辞学、诗学和阐释学三个最具人文特色的科目。下面略加申述。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修辞学被定义为关于论辩的艺术,旨在说服听众:某种观点比跟它相对的另一种观点更加可取。于是,论证所需要的逻辑学知识、修饰话语所需要的语言文字学知识、论辩所运用的辩论与演说技能和训练,都可以在增强学生的社会交往和论辩传播能力这个目标下有序地组织起来。

　　诗学被定义为构造情节的艺术,旨在开阔个人和集体的想象力。于是,各种文学理论、文学史知识、文艺创作训练与实践,都可以在增强学生的审美意识、艺术批评与鉴赏以及一般的想象能力这个目标下有序地组织起来。

　　阐释学被定义为解释文本的艺术,并且这种解释是在远离该文本的作者及其原初读者的语境下进行的;其目的在于发现关于当下现实的新的维度或特征。于是,作为解读文本所需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思想史、文化学等知识与技能训练,都可以在增强学生的史实考据、知识谱系溯源、义理辨析和理性批判能力这个目标下有序地组织起来。

　　广义的修辞学、诗学和阐释学这“三架马车”,可以拉动中文学科的人才培养,和学生的人文修养以及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养成。

　　不忘初心 重新出发

　　面对急剧变化的时代和难以预测的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中文教育应淡定从容,不忘初心:中文教育不提供专门的职业技能训练,中文系不同于新闻、传播、出版、文秘、汉语国际教育等应用性系科,中文系不培养也培养不了作家;中文教育旨在培养学生的人文修养,具体表现为广义的修辞学、诗学和阐释学的功夫和实践能力。我们可以回到在中文系的前身国学门开办之初就确立的古老的目标。我们必须回到这个起点,重新出发,才能真正完成中文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分支的使命,正如苏必德所言:“我们提供的教育是为目前并不存在的工作机会和挑战准备的。我们不知道将为什么而教育,因此很重要的是塑造具有普遍技能的终身学习者。”

　　这种广义的修辞学、诗学和阐释学的中文教育体系,不仅有利于把学生培养成为终身学习者,而且符合当下教育大局关于本科生培养“宽口径”和“厚基础”的目标和要求。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