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椒”，是网络上对88万（教育部截至2011年底的统计，编者注）高校青年教师的戏称。他们占全国高校教师总数的62%，大多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前期，寒窗苦读二十余载终在高校谋得一席教职。三尺讲台，当科研经费、职称晋升、学术成果、教学评估、结婚生子、赚钱养家……这些现实窘困纠结在一起的时候，“青椒”成了高校教师中生存压力最大的一群。

　　“赶地铁”状态

　　这是一张“青椒”的日程表：

　　早上6点多起床，看书、查资料、写论文和投标书，再抓紧完善由老教授或教研室主任“挂帅”的课题报告；中午“随便搞点吃的”后花一个多小时辗转抵达学校，完成下午3个课时的教学任务，下课后还得赶在财务、人事下班前“把提前在家黏好的发票送去报销”；晚上回家也是片刻不得闲，上传教学课件、回复学生邮件，真正能坐下来看看书、写写字已是深夜。甚至，没有双休日和假期，“不去参加学术会议的话，就抓紧多写点论文，还得准备PETS-5考试（专为申请公派出国留学的人员设立的英语水平考试，部分高校评职称时的必要条件）。”

　　这是33岁的“青椒”刘老师工作3年半以来，几乎一成不变的“一日生活”。“恨不得一天有48个小时。”如此满满当当，他还是觉得时间不够用。“这段时间很忙，忙完就好了”，这是他对女朋友说得最多的口头禅，当然，也是不少“青椒”生活的常态。刘老师未婚，尚没有家庭琐事的打扰，在他身边，已经成家、有小孩的“青椒”更是焦头烂额，“可我忙得连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

　　信步走进任何一个大学校园，很难再看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惬意闲暇的画面。取而代之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口中的“赶地铁”：“现在的状态，即便是在北大校园，大家都急匆匆赶路，像在赶地铁。”

　　“职称之剑”

　　忙，无可厚非。但如果忙的动因往往并非出自学术旨趣，而是缘于头顶悬着的一把“职称之剑”，这就需要思考“忙”的意义了。不同高校对于职称的评定要求大同小异——要想评副教授，至少需要1部专著、3篇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或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等收录的论文，同时须承担省部级及以上教学科研项目两项，其中主持纵向项目（含国家各部委及省级政府正式委托项目）1项，或主持到校经费20万元（理工科）、10万元（人文社科）的横向项目。

　　某“青椒”在短短一个学期里完成了将近300个课时的教学任务、申报课题6项、投稿9篇、还兼职新生班主任。“成果”累累，可他却觉得这更像一种“戕害”。甚至，他还给自己和同行下了个“知识民工”的“贴切”定义。

　　如今，几乎所有高校都有一套完备的指标体系，这种量化的考评管理，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看做是“GDP主义”，“这整个儿是一个指标系统，大到一个学校，小到一个老师，都是用一套指标系统衡量。人只是为了挣工分，创造已经不重要了”。

　　“现在的环境，哪还容得下你十年磨一剑？学问本就需要‘慢工出细活’，现在倒好，‘大干快上’，天天逼着你早出活儿、快出活儿、多出活儿，而不是出好活儿。”王老师也曾想过以一种不屈服的姿态对抗这种评估方式，不过没出两年，就败下阵来，“五年内不能从讲师升为副教授，就得离岗走人，不再续聘。连饭碗都保不住，这是大问题。”

　　“自我毁灭”的教学

　　沉重的压力压在“青椒”身上，更为当前的高等教育带来巨大隐患。首当其冲的，就是教学。

　　这是被众多大学校长屡屡提及的“立校之本、生命源泉”，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1年云南大学“70后”副教授尹晓冰的惊人之语：“教师全心全意投入教学就是自我毁灭。”

　　“我觉得，教学上只要使三成力就够了，主要精力还是要放到科研上，和评职称挂钩，这才是安身立命的法宝。”王老师直言，他越来越品出同门师姐传授的“高校生存法则”的味道：“很多学校的教学任务都主要由年轻人承担，又要逼着你发论文、拿课题、评职称，还要上够课时量，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上课自然会被最先舍弃。”他的身边，越是大牌的教授，越不愿意去上课，“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乐意自己做课题出文章。”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萧功秦却十分反感这样的言论：“我认为文章只应该占所有素质的十分之一，还有很多重要的东西，比如教育方面的关怀、口头表达能力、发现问题的能力、与学生交流的能力、能不能把知识传给下一代等。”

　　但这一切，因为和现有的利益导向机制不相匹配，能真正听进去的人也实在寥寥。每个人都很忙，忙着结项、写标书、发论文，甚至是找发票报销、与期刊编辑拉关系。上课，已经成为最不重要的“良心活儿”。

　　无奈之下，萧功秦选择用另一种路径说服自己的学生：“不去争取那些课题，不去发表那些东西，就默默地自己搞自己的东西。你可能得不到很多的褒奖和奖金，但是你们的生活是非常充实的，将来可能做出重大的成就。”可没过多久，学生们说，无助感却更加强烈地袭来，这条路并不轻松。

　　面对科研经费短缺、职称晋升受阻、工资待遇偏低、群体认知下行等种种困扰“青椒”成长的焦虑，如何衡量高校青年教师？又该为他们提供怎样的成长环境？这是高校教育制度改革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