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病”成为今年北京市“两会”上的一个热词。对于北京市市长王安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要综合施策，坚决打好治理‘城市病’的攻坚战”，代表委员讨论热烈，在人口控制疏解、环境污染治理、交通治理等方面提出了若干建议。

　　“形成‘城市病’的原因在哪里？解决‘城市病’的根本是什么？”在朝阳区代表团分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提出了这个问题。

　　杜德印认为：“要认清找准制约首都发展的关键问题，‘城市病’问题、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等都要求北京‘痛下决心、瘦身健体’，舍弃不符合北京战略定位的功能。”

　　在调研了巴黎、东京等特大城市后，民建北京市委提交了一份大会书面发言材料。材料指出，长期以来，北京“摊大饼式”的城市空间发展模式是以生产空间发展为导向，而未将居民作为需求主体进行城市空间布局与建设，主要的弊病就是城市中心区功能过度集中，各功能空间等级体系混乱，导致了一系列“大城市病”。

　　民建北京市委提出了“3+1”北京城市空间结构调整方案，即从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和服务空间四个方面重构北京城市空间结构体系，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比如，生活空间是指构建“三级生活圈”：基础生活圈、通勤生活圈以及扩展生活圈，构成城市生活空间体系，各个圈叠加，不同区位会有不同的理想生活模式。这要对不同区位的城市空间进行设计。

　　推行“电子车牌”精细化限行，是政协委员朱良提出的建议。

　　“交通拥堵并不是全天全城都在堵，而是在部分路段的高峰期拥堵。因此理想目标应该是，只针对拥堵时段的拥堵路段采取限行措施，而对空闲时段和空闲路段没必要限行。”朱良认为，过去由于技术手段跟不上，无法追求理想目标，只能采取五环路内白天尾号限行的办法。随着新科技手段成熟，现在已经可以抛弃这种粗放式笨办法，直接采用精细化限行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