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与中国文化的交流、冲撞乃至融合的过程，并列产生了两种现象：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传统学术形态发生“西方化”的转向，一是外来文化及其思想形态发生“中国化”的转向。自19世纪末近代中国进入转型时代开始，我们已经身不由己地进入到这种“双重转化”的历史进程中，不过从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两者的偏重不成比例，即“西方化”占据了压倒“中国化”的优势地位。

　　且不论各式各样的外来思潮、西方文化弥漫泛滥于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就以中国哲学界来说，传统儒家文化的言说系统受到西方学术话语的强烈冲击。1919年出版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采用的已然是西学的一套分析框架，而当时的蔡元培以及后来的冯友兰亦不得不承认这是胡适此著的一项贡献，包括冯友兰自己在20世纪30年代问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卷所采用的也是西方哲学的分析框架，这是他自己在晚年回忆录《三松堂自序》里所坦承的事实。清代以来早已形成传统的一套学术话语体系，在西方哲学的概念体系冲击下，显然已不得不发生各种“西化”的转向。事实上，在19世纪末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这种转向应当是一个自觉的过程，人们已经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惊异。

　　另一方面，如何将西学通过一番转化之后，进而为中国实践所用？实际上，“中国化”这一历史进程早在洋务运动发轫之初就已开始，特别是19世纪末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各种外来新思潮不断涌入中国之际，“中国化”问题就变得日益迫切。人们开始思索如何通过运用西学资源来增强自己物质文化的同时，在政治文化上也要向西方先进文明学习以改变自己的精神体质，于是乎，各色各样的以“重估一切价值”为标志的文化激进主义以及与此相伴的文化保守主义风起云涌、互相纠缠，都想为自己的主义主张找到可以在中国落脚的根基，或主张“全盘西化”，或主张“中体西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围绕“新旧”问题、“古今”问题以及“中西”问题——即新旧、古今、中西三大问题群——而引发的“思想战”（杜亚泉语）。

　　但是，由“后见之明”的历史角度看，近代中国转型时期的西洋器物“中国化”的进程不断加快，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尽管由于外战加内战的因素而受到几重挫折；然而，西洋学术“中国化”的成功案例却非常少见，即便“中国哲学”学科在20世纪初就得以建构起来，但却难以断定西方意义上的哲学成功地转化出“中国哲学”，而只不过采用西哲的概念模式来重新安排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叙述格局，而真正意义上的西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正可谓是“路漫漫其修远兮”。直至当今，各种外来思想文化仍然在不断发生“中国化”的转向，例如现当代各种西方哲学思潮中的理论范式——从自由主义到社群主义，再到美德伦理学等各种理论范式，从“西方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论”再到“文化多元论”等各种思潮，无不对中国哲学的研究范式带来冲击或影响，如何将这些理论范式转化成中国哲学研究的资源，似乎仍需要更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实践。

　　必须指出的是，在思想学术领域内的所谓“中国化”的背后，其实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需要面对——即“中国化”得以实现的依据究竟何在的问题，换言之，我们究竟凭借什么传统文化的资源以使外来思想文化得以成功地转化出当代的“中国思想”？在此过程中，我们又必然遭遇如何处置和应对“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这对老问题——即传统文化是否与现代进程必然发生冲突而无法相融？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虽然有多种表现形式，但至少可以说，在当今中国文化复兴的背景下，“中国化”问题首先就是如何正确看待传统文化的问题。

　　从中国哲学特别是传统儒学研究者的角度看，西学“中国化”首先不是抽象的观念命题，而是一个具体的实践命题，从历史上看，西学“中国化”更是历史命题。比如，自东汉末年起，印度佛教东渐而开始了“中国化”进程，历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格义佛学”，至隋唐最终转化出成熟的“中国佛教”，尤以禅宗为显例。自19世纪末近代中国进入转型时代以来，更有各种西洋的政治、制度、文化以及学术思想等等伴随西洋器物一起蜂拥而至，在被中国逐渐接受的同时，也必然发生种种文化观念上的认知转型，因为一方面人们往往是透过传统文化的“有色眼镜”来接触西学，另一方面在西学的冲击下，又必须不断调整自己审视的角度，乃至改变自身的那副“有色眼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