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独立以后，不仅成长为全球性大国，而且成为拥有能力和意图的全球霸权国家。美国问鼎霸权的方式与历史上其他大国相比有所不同，既有传统的政治秩序的稳定、经济实力的发展、强大的军备等因素，也有利用国际制度维护巩固自身权利，利用文化、舆论等塑造有利于自身的政治话语氛围等独具特色的手段。总体来说，强大的自身实力作为基础，国内制度和国际机制作为保障，再加上灵活的外交，共同造就了美国的全球性大国地位。但是也应看到，助其成为霸主的因素，也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不利因素，渐渐给美国社会带来包袱。

　　【关键词】美国 全球性大国 霸权 要素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5.21.001

　　宋国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中美经贸关系、中国对外经济战略、国际政治经济学、美国经济。主要著作有《平衡社会利益和国家安全——政府对外贸易战略选择》《中国周边经济外交：机制协调与策略选择》《德国新政与欧盟前景》等。罗艳琦，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当判断一个国家是否为“大国”时，主要的标准是实力因素。实力包括两个方面：该国自身的能力和对外的影响力。要成为全球性大国，不仅要自身实力过硬，还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广泛影响国际事务或他国政策的能力。如果其影响力只局限在一定地区或某个问题领域，那么它只能被称作大国或地区性大国。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全球性大国并不等同于霸权国家。霸权国家除了要具有强大卓越的实力，很重要的一点是“领导的意愿”，正如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所述，“霸权是一国有足够的能力来维持治理国家间关系的必要规则，并且有意愿这样做”。在同一时期，往往霸权国家只有一个，但可以同时存在多个全球性大国。换句话说，成为大国主要是实力方面，而成为霸权国家还要包括意图因素。美国不仅具有全球性大国的实力，而且具有发挥全球实力的意图，因此美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全球性大国，而是全球霸权国家。

　　如果以美国19世纪末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作为其跻身全球性大国的起点，美国成为全球性大国已历时百余年。经过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美国更是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霸权，其影响力几乎遍布世界上每一个角落和所有问题领域。步入21世纪以来，在经历了9·11事件、新兴国家的快速发展和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之后，尽管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国际格局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但目前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全方位与美国进行有力的竞争，更不用说对其形成可信的挑战。可以预见，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的霸主地位仍将继续。有鉴于此，研究美国成长为全球性大国并且维护其全球性地位的要素就显得既富有战略意义又有现实意义。本文将主要从国内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军事实力、国际制度建设、对竞争对手打压、社会文化六个方面，分析美国成为全球性大国及成长为世界霸权国家的要素。

　　国内政治社会秩序的稳定

　　“夫欲攘外者，必先安其内。”在美国成为全球性大国的各项因素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国内政治及社会秩序的稳定。稳定的国内政治是美国霸权得以确立和延续的基石。美国几乎是世界上政局最稳定的国家，自19世纪后期确立世界经济第一的地位以来，美国国内未发生政变、革命或者是其他形式的严重内乱。即使有席卷全国的民权或者反越战等抗议示威活动，受到冲击最多的是某一届政府或者政党，没有动摇由宪法所确定的美国基本政体。

　　究其原因，首先，从制度主义的视角看，美国拥有一套完善的政治法律制度。美国宪法确立的三权分立的政治原则，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彼此独立又相互制约，形成既分工又牵制的政治运行制度。总统、国会、法院等各部门形成一套有效运行的“国家机器”，并且由于政治选举与竞争都是在法律的规范下进行，所以换届、人员轮替对国家机器的运行影响有限。长期看来，由法律制度保障的国家机器的稳定保障了政治秩序的稳定。即使有些美国政府领导人可能制定无效甚至愚蠢的政策，使得美国的国家利益遭受一时之挫折，但由于制度本身具有“纠错”功能，一旦某人或某届政府的治理出现严重问题，通常会遭遇下台结局。换届之后，新政府或者国会出于回应民众诉求、总结前任教训等原因，通常也会做出政策调整。这种“纠错”能力推动美国政府治理处于大致正确的发展方向，即对外维护国家利益，对内满足民众的诉求。反观历史上美国的竞争者们，大抵没有如此稳定的政治架构来保证国家长时间发展：或因战争失败，或因内部动乱，竞争者原有政治体制面临瓦解和终结，自动丧失了与美国较量的主体资格，进而被美国收编，或者在很长时间内不得不处于次强国家的行列。

　　事实上，政党利益分歧、精英政治、政治献金等问题也使得美国政治体系出现裂痕，但美国的公民社会始终无法提出有效的改革方向。民主环境下的各种社会意识、利益团体在许多社会问题上，例如同性恋、全民医保、枪支管理、环境问题等，矛盾不断锐化，难以达成共识，因此美国政治变革的难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远远大于集权国家。另外，在民主公开的环境下，各种群体都有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权利和渠道，但是利益集团的实力不同，影响政策的能力也不同，在一些群体的诉求能被决策者所采纳的同时，有些群体的诉求总是被排除在政策之外。所以，美国现有的政治体系虽然不能根治各类社会矛盾，但却能保证各方基本权利得到最基本的保护，“虽然不是最好的，至少不是最坏的”，从而稳定其国内政治环境。

　　另外，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美国得天独厚的地缘条件也从客观上保证了其拥有相对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身处广阔的美洲大陆，东西有大洋阻隔，南北仅有加拿大与墨西哥等少数邻国，周边关系简单，不似处于亚欧大陆上的国家往往大国环伺，各国竞争激烈，关系复杂；幅员辽阔，物产丰富，进可攻退可守。自19世纪中叶以来，美国在孤立主义政策的指导下，不干预欧洲老牌列强的争霸，而是致力于将拉丁美洲发展成为自己的势力后院，限制欧洲及其他外部势力对此的干预，从而获得了优越的发展环境。这也是之后美国政治秩序以及经济得以长期稳定的客观外部原因。

　　强大的经济实力

　　“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苏辙，《上皇帝书》）在国际舞台上，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是其维持大国乃至霸主地位的基础。经济大国不一定是经济强国，要称得上“强”，需要在生产、贸易、金融等经济的各方面都拥有并维持明显的优势。

　　首先从生产方面来看，经过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以及二战后全球分工新格局的形成，美国的优势产品广布于各个产业部门。从初级的农产品到最前沿的高科技产品，大至波音飞机小至电脑芯片，美国在先进科技、生产管理方式组织下生产的产品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所以它们不惧竞争，且在利益驱动下，对外部市场充满扩张的欲望。跨国公司作为现代经济的特殊组织形式，也被美国企业广泛采用。跨国公司将全球的优势资源集中组织，加以利用，将产品研发、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环节放在美国国内，而将资源密集、劳动力密集、低科技含量、低附加值的环节置于发展中国家，既降低了成本，也保证了在全球范围内扩张的同时核心技术和资源的安全。

　　其次，从贸易方面看，美国一直重视海外贸易的拓展。美国经济实力的上升和对外贸易的扩展直接相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是全球第一大贸易顺差国。为了维护其贸易优势地位，美国一直标榜自身对自由市场的推广。事实上美国对外贸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世纪和20世纪70年代以前，当美国产品在全球具有显著竞争优势时，美国主张的是“自由贸易”，确保其产品能够自由进入其他国家市场；20世纪70年代以后，当美国产品不具有全球优势时，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更多推行的是“公平贸易”。其主张的贸易规则绝不仅仅是完全的自由贸易，自由的程度、自由的范围都是紧紧与自身优势产业挂钩的。美国利用其对国际制度的主导作用，在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时更多的反映自身利益诉求，将对其有利的规则偏好以制度、组织的形式固化下来。这对于其他国家尤其是与其经济结构、水平有巨大差异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便是制度的不公平，无怪乎新兴国家呼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第三，从金融方面来看，美元作为世界主导性货币，是各国最主要的外汇储备货币，也是国际贸易中使用的第一大货币。虽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元不再与黄金固定挂钩，但至今仍有许多国家采取“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将本币与美元建立联系。布雷顿森林体系虽已瓦解，但建立起来的世界经济金融体系仍然运行着。并且美国国内金融市场活跃，对外投资和吸引外资的能力都很强，这就将世界经济牢牢控制在以美国为中心的范围内。其实从美国的政策来看，经济政策从来都是和外交政策相配合的。从20世纪初的金元外交，到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都体现了经济利益与政治目的交织，共同为美国的霸权地位服务。

　　在经济高度全球化的今天，各国相互依赖程度更加深入。在此浪潮之中，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虽然不对称相互依赖可以作为一种权力的来源，但是在一个紧密联系的世界里，事实上减少了可以采取的打击对手的选项——任何打击或削弱对手的方式都可能对自身造成损害。随着国际交往的不断密切，国家不再是国际关系单一的行为体，多元主体的参与使得国际关系更加复杂。尤其是经济主体，如跨国公司、跨国利益集团，由于经济活动的逐利本性，在行为决策时优先考虑的是其经济利益，并不完全是该国的政府政策，甚至往往与政府精英所定义并执行的国家利益南辕北辙。所以在看待美国经济实力与霸权地位时，不能将整个美国社会、美国经济领域的所有企业、公司决策者看成万众一心、共同为了美国的霸权地位而齐心协力的整体，而是应该认识到在国际关系中行为主体的多元化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并非简单的原因结果导向，而是多种因素复杂作用的结果。

　　军事力量的保障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枪杆子里出霸主，不仅是美国的信条，也是美国的实践。和西方历史上任何霸权国家一样，美国霸权的确立与巩固一直离不开其强大的军事后盾。军事力量是美国维护其大国与霸主地位的必要支撑。单从军费开支来看，美国长期以来都是全球军费开支总量和人均最高的国家。美国的国防开支长期占全球军费总开支的40%以上，为其后15个国家军费预算的总和。即使面临经济危机和财政困难，美国也从未真正减少过国防开支，而是一直以缩减剩余力量、调整军种间资源分配作为手段，根据国际环境的更迭，并站在军事战略发展需求的高度，以更高的效率从根本上保证其军事实力的稳步增强。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国会在五角大楼高层的反复呼吁下，筛选并延续了大量昂贵、针对冷战开发的军事研发及生产项目，以保持对潜在战略对手的绝对优势。在经历了近年来的反恐战争以后，美军能力又在特种作战、网络战、情报搜集以及无人机打击方面得到了极大扩展。这些案例都足以证明美国的军事规划者的战略远见是立足于实战，与时俱进的，并在某种程度上引领了全球军事发展变革的潮流。尽管新兴国家奋起直追，并在部分领域取得了能与美军抗衡的能力，或者在某种程度上形成战略均势，但此类能力多数属于非对称战争环境下的局部优势。从军事科技水平以及综合作战能力来看，美国在全方位战争中仍占有压倒性优势。不论是核威慑、战略武器、还是常规作战经验，美国均占有明显的优势。从全球军力部署来看，美国在全球各区域都有战略部署，尤其是海上战略通道和对其有重大利益地区，拥有极强的远程部署能力与经验。这既是美国强大军事实力的反映，也确保了其对突发事件的强大军事干涉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

　　依据双层博弈理论分析美国对军事建设和军事力量的重视，可以从内政与外交的互动层面来考察。从外交方面看，和平与发展并不是美国对国际形势的长期判断。美国外交中根深蒂固的现实主义传统决定了将武力作为其霸权地位保障的战略选择。为了展示并维护其大国地位，为其军事机器提供实战机会，美国从来都不怯战，可以说，美国是最为穷兵黩武的国家。从内政方面来看，美国国内政治深受利益集团的影响，军工利益集团一直是美国政策的重要影响者。20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总统就在演说中提到由军队、军工企业及代表其利益的国会成员形成的“军工复合体（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对美国政策的强大影响力。这种影响力直到今天仍在继续。在这种内政外交互动的作用下，美国重视其军事力量的建设、展示和使用，甚至以发动战争和赢得战争为动员国家的有效手段。冷战以来，几乎每位总统都有主导发动的针对特定国家的战争。借助战争，美国施展肌肉，打压异己，威慑他国，拉拢盟友。不论是发动战争的频率还是造成的全球伤亡都远超其他国家。

　　“兵者，凶器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孙子兵法·作战篇》）美国对军事实力的依赖既是其问鼎世界霸权的利器，现如今亦成为维护霸权地位所需要负担的沉重代价和对其外交战略思维上的主要限制。美国庞大的战争机器不但是国内经济的巨大负担，同时也是国内政治中最尖锐的矛盾之一。作为全球第一的军事强国，美国在国内民生投入上却饱受社会公知的抨击：普通公民享受的教育、医保以及其他社会福利水平，仍远低于大部分发达国家。然而，美国的决策者们依旧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发动战争并扩充军备，军费开支常年高居不下，并屡屡侵犯公民隐私（从普通美国公民到他国政要）乃至基本人权。军工复合体背后庞大利益集团对美国政坛的强大控制，加上政府对反战呼声屡屡置若罔闻，这已经使得后冷战时期美国政府的公信力大打折扣。美国的海外军事存在给其国际形象制造了诸多负面影响，全球2013/2014年WIN/Gallup International Survey中，来自65个国家的66000名受访者中，将近四分之一认为美国是对全球和平的最大威胁。美国军事强权对他国的主权侵犯，以及无辜平民的巨大伤害，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反美情绪的高涨。从最近的阿拉伯之春就可以看出，当独裁政权被人民推翻后，虽然被美国称之为“民主的胜利”，但是地区内的反美情绪却在新生政权中体现出来。美国在全球的军事部署同时也是对其他国家安全环境的直接威胁。这一压迫性的威胁往往迫使新兴国家，只能通过不断挑战美军在其周边的军事存在以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这种不进则退的博弈使崛起中的新兴国家，不得不以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方式来看待与美国的关系，进而增加了美国对他国的军事担忧以及卷入地区冲突的可能性。在面对综合实力弱于自己，但是却又因各种原因无法与之一战的战略对手时，美国虽拥有军事优势，但处处掣肘，难以运用，正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国际制度建设

　　“仁圣之本，在乎制度而已。”（白居易）强化国际制度的创设、维护和更新，让美国的利益和理念转化为国际体系的整体利益和理念，既是美国霸权地位的体现，也是帮助维护其霸权地位的重要手段。美国在确立起全球霸主地位之后，就开始着力于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霸权制度体系，例如政治及综合方面的联合国（UN），贸易领域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金融领域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军事领域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与相关各国建立的双边或多边军事同盟体系，以及在其他治理领域的国际制度与机制。各问题领域、各层面的国际制度与机制交织交错，形成复杂的问题网络，而主导国家在其中的影响力可以横向或纵向进行扩展。

　　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制度体系的要义是强化和延续美国的全球支配能力。与军事或经济等刚性力量不同，制度能够以一种较为隐蔽的方式支撑起美国的领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全球主导能力就是全球议程设定能力，凭借其在全球制度体系当中的主导地位，美国实现了对全球议题的主导。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制度网络并不是只有美国一个国家获益，许多国家分享了制度红利，利用国际制度发展自身力量，壮大自身的影响力。这种情况不能简单地归为“搭便车”现象，因为一方面，这类国家利用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制度和机制发展壮大自身实力，甚至成长为区域或全球性大国，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这是美国所不愿看到的；但是另一方面，当美国霸权衰落、无力独自维护国际制度的运转时，这类在现有国际体系中受益的国家，又会充当制度的维护者和推动者，弥补美国因为实力不足而带来的制度运转的部分失灵，使国际制度能继续运转下去。这种情况常被称为“制度惯性”，事实上仍是相关国家在推动的。

　　在美国的实力相对下滑的时候，制度对美国全球地位的作用体现得更为明显。在美国的所有能力当中，经济能力是相对衰弱最快的能力。但是，美国对于全球经济的治理能力并没有显著下滑。究其根本，美国可以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全球经济机制，对其他经济体及全球经济施加影响。美国不仅能通过已经创设的经济机制维护其全球霸主地位，而且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对现有的国际机制加以更新、改进甚至抛弃。例如，美国认为当前世界贸易组织的某些规则已经不能够反映美国的意志，并因此无法维护其国家利益的时候，美国就试图打造新的全球贸易体系和规则。这种调整反映在其最近两年美国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及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TIP）的倡议当中。

　　限制竞争对手

　　“同欲者相憎，同忧者相亲。”美国在成为世界霸权以来，也积极采取各种手段打压竞争对手。有第一，就必然有第二，而且作为第一的霸主总是担心第二会取而代之，对潜在的挑战者保持警惕和敏感，这就是霸主的逻辑。因此，美国时刻警惕可能的挑战者，尤其是处于世界第二位置的国家，并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来压制第二大国家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首先，美国是按照实力为唯一标准来锁定第二国家的，不管位居第二的国家是所谓的民主国家，例如日本，还是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比如苏联。当第二位国家的实力和美国的位置愈发接近，美国的打压手段就愈发有力。基本上，当第二国家的国力接近于美国国力的75%左右时，美国就会进入战略恐慌期，进而自动换挡进入对竞争对手的集中打压期。用以打压的手段是全方位、综合性的，包含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意识形态等等。打压到极致，美国甚至以诱发目标国的国内政治动乱为突破口。并且，这种实力可能是综合国力，也可能仅仅是某一方面的实力，如经济实力或军事实力。即使仅仅在某一方面实力快速增长、接近美国的独霸地位，也会引起美国的关注和警觉。从横向来看，美国感知到威胁的“第二国家”并不只是全球性实力第二的国家，也可能是地区性的。在美国认为对其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区，如果有任何国家挑战或威胁到美国在此区域的利益或秩序，美国同样会对其进行遏制或打击，如20世纪90年代的伊拉克。此外，美国往往会利用多个战略三角、顶层制衡、多层次联合盟友国家的方式打压第二位国家，借此试图压缩挑战国的国际利益空间和话语空间。其次，美国所感知到的竞争者和挑战者并不一定是国家，也可能是国际组织或国际制度、机制。正如前文所述，美国霸权地位的组成很大一部分是其主导的国际制度、组织和机制。所以美国对于来自这方面的挑战也十分敏感。在原本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组织或机制中，新兴国家或国家联盟的投票权、影响力上升，美国对组织规则、制度失去原来的主导控制权；或是由其他国家主导新建的国际组织对原有的国际组织产生替代效应，在这两种情况下，同样会激发美国打压竞争对手的机制。

　　在国际互动中，美国的政治话语权同样是延伸其政治意图、打压竞争对手的重要工具。自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意识形态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获得了全面胜利。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国际交往不断增加，美国在向外传播学术观点、政治理念、商业文化、媒体评论时，也将其价值观与意识形态扩散到了全球的各个角落。美国的霸权地位不但源于其客观存在的实力，同时也来自于其无形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对不同文化背景、生活环境人群的吸引。这种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潜移默化的传播，逐渐使得美国在世界政治中获得了得天独厚的政治话语权，因为其所需传播的内容更容易获得大多数人群的认可与理解。这也是美国软实力的重要体现。美国成功通过构建自己主导的世界话语体系，将其所倡导的普世价值、人权、自由等概念转化为实在的外交手段与筹码，占据道德高地，对竞争对手形成舆论压力，激化其社会矛盾，进而瓦解其国内政权稳定的基础。但是，美国在外交事务中却奉行“双重标准”：以“自由民主的灯塔”自居，对盟友侵犯人权、镇压人民的行为置之不理，甚至助纣为虐。

　　可以看出，维护霸权的最基本条件就是灵活的外交手段，美国可以不顾及任何主义或理论，而完全出于对现实的考虑，以任何一种方式开展其外交事务。这些手段中大有难以被其公众或者国际社会舆论接受的行为，甚至包括国际组织明确反对的，为了国家利益，美国均可冒险尝试。这些手段为美国维护霸权提供了灵活机动的空间，并为之创造了无限可能。

　　吸引全球人才

　　“治国经邦，人才为急。”（孙中山）吸引全球人才，确保美国处于全球人才竞争的绝对优势地位，掌握文化、知识观念的话语权，也是美国能够维持其大国地位的重要因素。苏珊·斯特兰奇的结构性权力论中，把知识作为与安全、生产、金融并列的四种结构性权力之一。知识结构决定什么是知识、怎样获取知识、向什么人传播知识以及如何传播知识。知识权力的影响是微妙、潜移默化的。在现代社会，科技发展在社会各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国家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美国深谙此道，于是通过各种手段大力延揽各种人才。与其他竞争国家不同的是，美国的人才延揽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以数十亿人口为人才库。延揽的对象甚至触及竞争者国内，与竞争者竞争人才。而其竞争者更多的是在本国范围内选才用才，其人才样本容量要远小于美国。

　　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延揽人才的独特优势有三。其一为移民文化。美国本身就是个年轻的移民社会，在文化上有先天的包容传统，对外来移民高度包容，使美国成为名副其实的民族大熔炉。这又形成良性循环，不同种族的人都能在此找到归属感，更增加了美国对人才的吸引力。其二为熔炉效应。不管何种移民，一旦进入到美国之后，都会被美国已经存在的民族熔炉效应所影响，自身民族特性或者国家特性会日益减弱，变得更为像美国人，按照美国人的思维行事，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其三为群聚效应。科技的发展靠人才，反过来，发达的科技文化水平也会吸引人才。美国在高科技、信息产业等领域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占据全球的技术高地，这会对企业和人才形成群聚效应，吸引更多的高新技术企业和人才前来美国安家落户。而同时，在社会科学、关于人类社会自身的认识领域，例如民主政治、市场经济、自由贸易等认识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外来者，无论其今后是留在美国还是回到各自国家，他们都会成为美国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宣传者。得益于这三大优势，美国能够得天下英才而化之。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美国国内政治、社会秩序的稳定，稳固强大的经济实力，重视军事力量的建设，利用国际制度维护自身地位，积极打压竞争对手，吸引全球优秀人才，其才能够维持霸主地位一个多世纪。其间，国际局势和美国国内情势不断变化，各方面的权力各有增减，但总体形成动态变化，相互拱卫。总体而言，美国的全球性大国地位是稳定的，并不能把某一时期某方面实力的降低作为美国霸权衰落的标志、“霸权的终结”，同样也不能将某个国家单个实力的短期上升就视为新霸主的崛起。对国际格局和国家地位的考察是综合性的。当然，“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各国较量的国际舞台更是时刻变化的，世界上没有永远的霸主。即使是助其成为霸主的因素，也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不利因素。一是超级稳定的社会容易引发停滞，滋生对本国政治制度的超级自信，陷入制度惯性的轨道，丧失对原有制度加以修补的动力。例如，福山近期面对美国民主政治的弊端，也发出了美国政治制度正在衰败的悲叹。美国如果容易陷入一种文明自信，面对具有比较优势制度的出现和竞争处于劣势而不觉、不鉴，这将会损害美国的全球性地位。二是美国式的军事力量确实能够在一定时间内，保卫国家利益，对其他挑战者形成威慑，但过多的军事开支也会加重国家财政和债务负担，影响国家经济健康发展。这一点在金融危机后已经体现得较为明显。

　　必须要指出，仅仅对美国成为霸主的成功因素进行分析是一种强者不自觉的维护，是英雄史观的偏颇观察。换个角度来说，各个时期不同挑战国的失误也是美国得以长期维持霸权的一个因素。需要明白的是，史上那些曾经对美国地位形成挑战的国家都失败了，在某种程度上是各种偶然因素和必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美国霸权的长期维持，也应客观视其为各种偶然因素和必然因素的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并不是要滑向不可知论，而是应正确认识到，美国的霸主地位并没有过多神奇之处，和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兴起和维护如出一辙。国家发展建设并不一定要遵循“美国模式”和“美式道路”，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吸取他者经验教训，结合自身特点的发展才是真正好的发展方向。

　　On the Six Key Factors the US Exploited to Maintain Its Global Hegemony

　　Song Guoyou Luo Yanqi

　　Abstract: After its Independence, the US has not only grown into a global superpower, but also become a global hegemon with the capability and intention to maintain this position. Unlike other superpowers in the history, the US adopted a different way to acquire the world hegemony. It is due to the traditional factors such as the stability in political orde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trong arms, and also due to certain unique means, e.g., it exploite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o maintain and consolidate its rights, used culture and public opinion to create a political discourse atmosphere conducive to itself. In general, with the immense strength as the basis and the domestic system and international mechanism as the guarantee, coupled with flexible diplomacy, the US finally reached to the global superpower status. But we should also see that those factors turning it into the hegemon might gradually become unfavorable factors as time goes by and bring burden to the American society.

　　Keywords: the United States, global power, hegemony, fact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