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年来，澳大利亚学界越来越关注、研究钓鱼岛问题，研究议题集中于钓鱼岛争端的根源、前景、美国因素及澳大利亚角色等。澳学界对钓鱼岛争端的根源与未来前景认知不一，但均认为钓鱼岛危机不会自动终止，中日须正视妥协的必要性，美国也应扮演重要角色。澳学者对钓鱼岛问题的研究，有助于为澳联盟党政府“随美国、选边站”的趋向营造纠偏归正之氛围，而观察澳学者的相关研究及其观点，也有助于中国透过第三方视角审视有关钓鱼岛问题的国际舆论战。

　　［关键词］澳大利亚 钓鱼岛争端 中国 日本 美国因素

　　随着东海局势持续升温，钓鱼岛问题已成为“全球焦点”，引起澳大利亚专家学者和政界精英的广泛关注，其原因主要是澳“融入亚洲”的战略取向及对钓鱼岛争端可能会损及其经贸利益、引发澳陷入美日中之间战略选择困境的担忧。本文拟对澳学界关于钓鱼岛争端的根源、影响因素、解决途径等方面的观点进行综合分析，以期有助于了解澳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及阿博特政府对华政策倾向。

　　一、关于钓鱼岛争端的根源

　　澳学界关于钓鱼岛争端的根源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自然资源之争。有学者认为，中日之所以将国家、地区的和平与繁荣押注在一些微不足道的“荒岛”和海岸线争议上，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岩石和小岛周围蕴藏矿产、渔业资源。澳国立大学( ANU)名誉教授加文·麦科马克( Gavan McCormack) 表示： “1945 年以来钓鱼岛无人问津，直至1968 年联合国ECAFE 调查团公布这些岛屿附近可能蕴藏大量的天然气和石油矿藏后，才引起中日两国的广泛关注”。 言外之意，东海海域的自然资源是钓鱼岛争端的直接诱因。澳西南威尔士大学( UNSW) 军事专家阿兰·杜邦( Alan Dupont) 认为，“除油气矿产、贸易航道考虑外，东海海域丰富的渔业资源也是中日不惜以武力保护的国家战略资源”。

　　二是历史情感矛盾。在国际关系中，历史、荣誉及忧虑等情感因素在国家对外政策中起着重要作用。 中日“沉重的历史情感包袱”成为导致两国领土争端久拖不决的重要因素。悉尼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克里·布朗( Kerry Brown) 指出，钓鱼岛问题不单关涉领土、资源主权，其实质还是中日两国民族情感与荣誉感的碰撞。 澳大利亚东亚论坛( East Asia Forum) 网站编辑皮特·德赖斯代尔( PeterDrysdale) 认为： 钓鱼岛问题已触动中日民众的历史敏感神经，对中国来说是过去遭受日本奴役、掠夺的“耻辱十字架”，对日本则意味着中国历史宗主权的回转及潜在的安全威胁。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ASPI) 研究员哈里·怀特( Harry White) 对此表示赞同，称“现今钓鱼岛争端早已超越其自身价值，被中日两国视为能否维持民族自豪感的象征”。

　　三是地区领导权与主导权之争。随着钓鱼岛问题的持续发酵，其控制权已被视为领导亚洲的标志。澳大利亚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 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Policy) 专家休·怀特( Hugh White) 认为，钓鱼岛争端的实质是中日之间地区领导权与中美亚洲主导权之争。 他指称： “现今岛屿已被视作权力博弈的棋子或筹码，使中美日深陷‘保全面子困境’，即任何一方的让步均会被视为屈服，不仅会付出国内政治代价，也会产生不利的国际影响。”具体地说，如果中国首先让步，将会尽失“崛起大国”颜面； 如果日本让步，就意味着完全接受中国的亚洲领导权，这是不可接受的； 如果美国不履行盟友义务，或保持武装中立，则预示着其将被迫拱手让出亚太主导权。罗伊研究所东亚项目主任琳达·雅库布森( Linda Jakobson) 指出，钓鱼岛主权之争仅仅是中日权力政治失衡的表象。 ANU 战略与防务研究中心研究员约翰·布拉克斯兰( John Blaxland) 则表示，用“对石油与天然气的觊觎”解释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强硬主张广为接受，但中国的主要目标还是借领土争端挑战美在东亚的领导地位。

　　此外，还有学者将钓鱼岛之争的核心定位为争夺进出太平洋的权限，因为钓鱼岛是冲绳岛链的一部分、被视为阻止中国海军进入太平洋的重要屏障。总之，随着钓鱼岛问题的升级，越来越多的澳学者意识到中日岛屿之争并不限于领土主权，还混杂了“二战遗留的怨气”造成的历史情感冲突、中国“大国崛起”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背景下地区领导权的竞争等诸多因素。正因为如此，钓鱼岛问题无比棘手。

　　二、关于钓鱼岛争端的前景

　　随着钓鱼岛争端加剧，其未来走向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料。澳学界普遍担忧东亚、尤其是中日间因领土争端而陷入冲突，并围绕钓鱼岛问题前景的判断分为悲观派与谨慎乐观派两大类。

　　悲观派认为，钓鱼岛争端前景堪虞，在“民族主义已主导两国政府的叙事基调”下短期内不会得到解决，甚至有可能演化为地区冲突，发生世界大战的危险性也不能排除。罗伊研究所国际安全项目主任梅德卡夫( Ｒory Medcalf) 在日本《外交家》网站发表题为“可怕的前景： 中日东海之战”一文，赞同休·怀特关于“中日之战迟早到来”的预言，认为中日领土争端既关乎主权利益，也反映了深层的战略焦虑，东海之战是最可怕的前景。 ANU 访问学者朱塞佩·伽布斯( Giuseppe Gabusi) 称中日紧密的经贸关系并非阻止战争的“万能钥匙”，若不能建立双边互信，钓鱼岛危机将会引发全面冲突。 澳学界还担忧东海冲突存在引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澳前总理陆克文( Kevin Ｒudd) 将东亚比作一个世纪前的巴尔干地区： 错综复杂的联盟、忠诚与仇恨使该地区四分五裂。在这种战略环境下，钓鱼岛犹如21 世纪的“海上火药桶”( A Tinder on Water) ，可能引发全面战争。 格里菲斯大学( Griffith University) 耶利米教授( David E． Jeremiah) 更将中日钓鱼岛争端与“萨拉热窝事件”相类比，认为其正在成为世界大战再次重演的导火索。

　　谨慎乐观派认为，钓鱼岛争端未必不能管控，称其将引发战争不可想象。该派认为，随着中日在钓鱼岛海域军事对抗的持续，两国发生军事摩擦的可能性上升，如管控得当就完全可以避免战争。澳军事专家保罗·迪布( Paul Dibb) 以2001 年“中美南海撞机事件”及韩国“天安舰事件”为例，认为钓鱼岛争端可能会引发诸如此类的“突发事件”，但无法想象会引起大规模冲突。迪布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东亚地区不存在“战争已不可避免”的阴云； 中国乐见当前的战略力量发展态势，不会贸然以国内经济发展受阻为代价而主动发动战争； 美国不会冒国家利益受损和核战争的风险而全面卷入东亚冲突； 日本的强硬多基于国内政治因素考虑。况且，东亚地区现有的多边机制为相关国家阐明立场、协调政策提供了良好的沟通平台。 琳达·雅库布森认为： 钓鱼岛争端最大的危险是“海上对峙事件可能会造成人员伤亡，从而激发两国民族主义情绪”，但最终不会以悲剧收场，因为“中日经济、技术上的高度相互依赖能够使双方保持理智的头脑，双方最终会选择谈判协商解决领土争议”。

　　综合起来，悲观派与谨慎乐观派的观点有一个共同之处： 即认为钓鱼岛危机不会自动终止，需要中日正视妥协的必要性，还需要充分发挥美国因素的作用，以便共同打破现今制衡与反制衡的恶性循环。

　　第一，中国应理性看待实力增长，在钓鱼岛问题上谨言慎行。中国是钓鱼岛的主权声索国，其一言一行在大国崛起的背景下更显敏感。澳学界对钓鱼岛问题上中国因素的认知多为负面，其研究集中于中国“蓄意”升级钓鱼岛争端的动因、意图与“以武力或以武力威胁”改变现状的影响。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 La Trobe University) 比斯利教授( Nick Bisley)认为，自2009 年末以来，中国逐渐改变了“韬光养晦”外交战略，对外政策更富挑战性，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 2014 年2 月，ASPI 发表《中国新梦想》( China New Dream) 研究报告，从大国崛起的角度指责中国是钓鱼岛局势持续紧张的罪魁祸首。该报告的作者戴维·黑尔( David D Hale) 称，2010 年中国之所以将长期“休眠”的钓鱼岛问题再次“复活”，原因在于当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大幅提升军费及推行“挑衅性”外交政策有了资本。 休·怀特归纳了中国在东海争端中“疏远邻国、破坏地区稳定”背后的意图，主要包括： 在美国实力相对衰弱背景下，测试美国保护其亚太盟友的意志与决心，削弱美国与地区盟友及战略伙伴之间的紧密关系； 试图通过领土争端向美国施压，逼迫美国分让亚太领导权，塑造美中新型大国关系； 压制日本，获取更多地区影响力。

　　澳学界还将“东海防空识别区”( 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ADIZ) 视为中国试图“以武力或以武力方式改变现状”的重要例证。梅德卡夫妄称，中国的举动是完全错误、草率的“单边行为”，损害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形象，破坏了东亚地区的安全稳定，使东海局势更难掌控。 西南威尔士大学教授奥里莉亚·摩根( Aurelia G Mulgan) 表示，东海空识区代表两国对抗的区域由海上扩展到空中，是中国企图加强岛屿控制权的一次严重误判。他称这一“笨拙方式”可能有两大后果： 中日两国军机在东海空域发生摩擦而导致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亚太地区可能形成“亚太大联盟”共同反对中国在领土问题上的耀武扬威。 ASPI 研究员本杰明·斯格瑞尔( Benjamin Schreer) 将中国划设空识区比作“火上浇油”的渐进式领土扩张主义。东海空识区引发的忧虑表现在三个方面： 东亚国家担心中国可能逐渐抛弃“和平崛起”的政策信条； 中日战略关系降到历史新低，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使两国的战略竞争更难控制； 美国面临维持美中稳定关系与履行对盟友“阻遏中国”承诺的战略选择困境。从对东海空识区的反应看，美国正在对中国“切香肠”的战术失去耐心，这无疑会激化两国的战略竞争，阻碍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也使东亚战略环境变得异常复杂。

　　第二，日本应妥善处理历史问题，承认钓鱼岛存在主权之争。正如前文所述，中日关系包含复杂的历史因素，而钓鱼岛争端是日本殖民掠夺的产物。澳学界认为，日本有必要反思侵略史，承认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格里菲斯大学( Griffith University) 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勒妮·杰弗里( Ｒenee Jeffery)指出，为避免同邻国的关系受到历史牵绊，日本需要作出真诚的道歉。日本领导人既往对侵略罪行的“遗憾”与“忏悔”只停留在“政治道歉”的“概念”层面，从未落实到真正的行动之中。 悉尼大学教授布朗借用英国历史学家拉纳·米特( Ｒana Mitter) 的新著《抗日战争： 为生存而奋斗( 1937 －1945) 》 指出，八年抗战中日本的残酷无情仍埋藏在中国民众的记忆深处，日本在历史问题上不能一意孤行。澳前外长加雷斯·埃文斯( Gareth Evans) 称，安倍政府在二战罪行、慰安妇及靖国神社问题上的消极态度疏远了邻国，刺激着地区紧张神经； 日本应向现代大国看齐，避免对华挑衅言行。

　　钓鱼岛问题实质上是日本通过非法途径对中国领土主权利益的长期侵占，日本“不存在主权争议”的顽固立场对通过协商、谈判达成妥协毫无益处。墨尔本大学理查德·丹地( Ｒichard Tanter) 教授认为，如果日本承认钓鱼岛存在领土主权争议，在海洋法公约原则下对其进行仲裁就不失为摆脱当前争端困境的出路。 ANU 名誉教授、著名日本问题专家加文·麦科马克从历史角度回顾了中日对钓鱼岛的主权索求，指出除非“日方首先让步并承认存在领土主权争议，否则钓鱼岛问题就不会取得丝毫进展。”他还批评说，“日本的精英阶层及大众媒体想当然地认为他们是钓鱼岛的实际拥有者，对否定20世纪70 年代两国在领土问题上达成的默契毫无责任感，相反指责中国是最近两国关系危机的始作俑者”。

　　第三，美国因素是维持地区现状、解决钓鱼岛争端的重要外部力量。ANU 防务与战略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罗恩·惠思肯( Ｒon Huisken) 称，领土争端引发的仇恨近两年深深地困扰着东亚地区，部分原因是地区国家不再无条件遵守冷战时期形成的秩序与规则，而美国权威、实力及影响力的下降是最为关键的原因。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与东亚领土争端息息相关，钓鱼岛问题是测试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风向标。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是钓鱼岛争端能够基于谈判而非武力解决的重要保证。 关于美国因素，哈里·怀特提出了另一种观点，即亚洲比欧洲更需要美国的军事存在，美国应在东亚争端中坚定支持日本。他称，美国政府寄望于中日能够通过外交谈判和平解决争端的“温和态度”，非但没有达到缓和紧张局势的目的，还造成了诸多不利影响： 中国会错估美国不会卷入潜在冲突而变得更加强硬，日本也会误以为被美国抛弃而变得更加紧张。由此，中日两国战略误判就有了土壤。“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设立显示出中国在领土主权问题上不妥协的决心，是为了测试美国在钓鱼岛争端中的真正立场，而美国对此的回应显然有让步之嫌。故美国要在避免发生战争的前提下，对华展示更为强烈的决心； 同时要摒弃现今的模糊政策，旗帜鲜明地支持日本对抗中国就岛屿所有权可能发动的武装介入。第三种观点认为，美国在钓鱼岛争端中从军事上支持日本并非恰当时刻的明智之举。从理论上讲，盟国在阻遏地区危机或扩张行为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如不能做到这一点就会使冲突恶化。从地区稳定的长远角度看，中日克服分歧、扩大政治安全合作，才是东亚地区安全走向正轨的必由之路，美国的主要任务应仅限于安抚日本、规劝中国。

　　关于解决钓鱼岛争端的具体措施，澳学界建议中日应放下现实包袱，重拾历史智慧； 搁置岛屿主权，共同开发钓鱼岛海域资源。2014 年4 月，澳前总理陆克文与人合作在《华盛顿邮报》发文———“如何在中日东海争端中导航”，认为中日关系处于建交以来最差时期，领土争端造成的危机气氛可能会延长； 呼吁中日领导人重拾“周恩来－田中角荣”的历史智慧，达成联合开发争议海域油气资源的协议框架。 此外，澳两位前外长埃文斯、鲍勃·卡尔( Bob Carr) 表示，中日两国如若现今不能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领土主权纠纷，可暂时搁置争议，通过签订资源共享协议达成联合开发方案。

　　三、关于澳在钓鱼岛争端中的角色

　　澳大利亚是孤悬于南太平洋一角的中等强国，与钓鱼岛相距甚远，但基于其“融入亚洲”的国家战略取向、与中日的紧密经贸关系、作为美国“最忠诚盟友”的特殊身份，澳工党以及联盟党政府都始终高度关注钓鱼岛问题的走向。澳学者普遍担忧中日因领土纠纷引发的潜在冲突会损及澳国家利益，联盟党新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态度转变”更是引发广泛争议。可见，澳在钓鱼岛争端中扮演何种角色是澳学界关注之重点。

　　首先，澳大利亚在钓鱼岛问题上有着重要的利益关切。一方面，澳将美在亚太的军事存在与地区安全视为其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认为钓鱼岛争端的升级不仅危害东亚稳定，也将使澳有关“美中无需选择”论走向尽头。早在20 世纪90 年代中期，澳学者斯图尔特·哈里斯( Stuart Harris) 就曾警告： 钓鱼岛问题容易使中日关系滑向失控边缘，两国关系恶化将不可避免地给地区安全带来严重影响。

　　休·怀特认为，若美军事介入钓鱼岛冲突，就会希望得到澳军事支持，届时澳将会面临被迫在“最大贸易伙伴”与军事盟友之间“选边站”的外交困境。如果选择前者，或保持战时中立，澳美同盟将会彻底破裂； 而选择后者，则意味着澳中战略伙伴关系将化作泡影。 另一方面，作为世界第二与第三大经济体，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效应超越了双边层次，是东亚经济一体化和地区商品网络化的关键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地区经济的发展与繁荣，而澳的当务之急是确保地区经济与全球贸易体系的开放。作为澳两个最大的贸易伙伴，中日贸易战势必会损害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地区经济。据澳外交与贸易部公布的最新数字显示，2013 年中、日分居澳对外贸易伙伴的第一、二位，澳与中、日的贸易额分别为1509 亿澳元、707 亿澳元，合占澳对外贸易总额的40%。 此外，两国还是澳主要的外资来源地。

　　希罗·阿姆斯特朗( Shiro Armstrong) 教授认为，中日关系良好与否事关澳核心经济利益； 任何关于澳日经济关系强化不依赖于牢固的中日关系或发展澳中经济关系可以撇开日本的想法都是过时的谬见，中日关系的持续恶化将直接损害澳经贸利益。 罗伊研究所国际经济研究主任马克·泰列维尔( Mark Thirlwell) 则从地区商品需求与供给的角度评估钓鱼岛问题对澳经济的影响，指出东亚成长模式以“亚洲工厂”为名，目前日本超过45%的电子产品与33%的制造业产品是由海外基地完成的，其中相当数量的日本企业身居中国内地； 2012 年“购岛事件”引发中国民众的游行抗议导致在华日企暂停运营，暴露了“东亚工厂模式”的脆弱性，也伤及了整个地区的产品供应链，还影响到澳的商品需求。

　　其次，澳联盟党政府对钓鱼岛问题的态度转变引发了广泛争议。一方面，澳学界担忧联盟党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双重标准”会损害澳中战略伙伴关系。澳政府一直声称在领土争端中不偏袒任何一方，反对任何领土争议方单方面改变现状，但实际上却区别对待中日在东海问题上的举动： 无端指责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在钓鱼岛海域正常巡航，认为那“无助于缓解区域紧张、无益于地区稳定”；而对日本单方面“国有化”争议岛屿、否定侵略历史引发地区仇恨、破坏地区和平的举动未作任何回应。澳学者安德鲁·亨特( Andrew Hunter) 由此认为，澳政府在钓鱼岛问题及地区安全认知上存在“双重标准”。 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戴维·古曼( David Goodman) 称，澳方在防空识别区问题上的反应是对中国的“挑衅”，联盟党政府似乎没有意识到澳洲经济在亚太的位置。其言外之意是，中国可能会以淡化澳中政治与战略对话内涵、推迟两国自贸协定作为回应。拉筹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主任比斯利在澳“对话网站”( The Conversation) 发文批评澳外长朱莉·毕晓普( Julie Bishop) ，称她公开指责东海空识区并“令人吃惊”地召见中国大使是“完全错误”的，那会被视为澳已加入美日遏制中国的阵营，澳中战略伙伴关系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 另一方面，澳“偏好性”地支持日本会令其有恃无恐，东亚安全格局将更趋复杂。自2012 年底安倍再任首相以来，其极端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使日本民众正在日益接受一种修正式的民族主义政治叙事。澳“偏好日本”表明，阿博特显然仅仅意识到两国所谓的共同价值观，而错判了当前日本政治时局的本质、低估了中日领土争端的复杂性。澳1977 －1980 年期间的驻日大使约翰·梅纳杜( John Menadue)表示，安倍首相参拜供奉有14 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虽声言是私人参拜，却是对日本二战暴行的公开否定。这一行为引发了中韩的不安，也是对澳受害民众历史记忆的公然冒犯。他认为，安倍是近几十年来日本最为好战的领导人，同其祖父岸信介一样对邻国充满了极端民族主义的敌意； 如果澳视而不见，对此“蹩脚”含混地回应，就等同于助长日本改写历史、再次走向侵略的预谋。 休·怀特警告澳一直向日本传递错误信号，认为这会鼓励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更加冒险，导致中日关系更加紧张，而美国缺少管控和限制风险升级的明确办法且军事上没有必胜中国的把握会使整个东亚地区的战略环境更趋复杂。 再一方面，澳在领土争端问题上“选边站”的趋向会限制其通过中等强国外交缓解地区紧张局势的能力。2013 年10 月，澳联盟党政府同意将“反对中国可能改变东海现状的强制性、单方面举动”首次写入“澳美日战略对话”( TrilateralStrategic Dialogue，TSD) 后的联合声明中。不久，澳总理阿博特称赞日本是澳在亚洲“最好的朋友”，澳外长明确“支持日本军事正常化”，而“澳美2+2”联合声明称： 将推进同日本的战略对话，加强三国情报共享，支持日本重新检视国防安全政策，鼓励其在地区安全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ANU 战略与防务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罗伯特·艾森( ＲobertAyson) 称，随着澳新政府对日政策的调整，其在东海问题上的立场正在发生变化，表面上不持立场，实际上则逐渐偏向日本一边。 琳达·雅库布森认为澳在东海争端中比其他国家更能公平地发挥自身影响力。 安德鲁·亨特称，澳是东亚地区少数几个未直接牵涉领土争端的国家，本可以通过中等强国创造性的外交活动缓解当前紧张局势，但阿博特政府的直接介入使这种可能性消失了。

　　最后，澳大利亚在钓鱼岛问题中应该扮演何种角色？ 莫纳什大学( Murdoch University ) 教授马克·比森认为，尽管澳在地理上与东北亚相距甚远，但中日潜在的冲突及美国可能的卷入不仅会重创澳高度依赖的地区贸易体系，也将使澳被迫在美中间作出战略抉择、更可能会面临决定是否重回亚洲参战的风险。因此，澳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制定者不能对东亚事务保持沉默。 理查德·丹地对此表示赞同，他称澳在钓鱼岛问题上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应向中日表明其在和平解决领土争端上具有直接而强烈的利益关切，包括： 规劝中国停止向日本展示新近崛起的海军“肌肉”； 劝说日本反思殖民历史，并承认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 劝解美国不应对日本的任何声张进行“全盘支持”。

　　在主张积极发声的同时，多数学者主张澳应置身于这场争端之外，认为任何“选边站”都不符合澳自身利益。澳首任驻华大使斯蒂芬·费兹杰拉德( Stephen FitzGerald) 在“阿博特的中国关系”一文中就指出，美日反对改变东海现状，但问题在于现状本身就是中日存在领土争端，而日本却极力否认。她批评说，阿博特政府常以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的视角看待中国，缺乏连贯、成熟的对华政策； 主张无需鲁莽地“偏向日本对抗中国”而成为钓鱼岛问题的“干预者”。 罗伊研究所研究员马尔科姆·库克( MalcolmCook) 也认为澳美同盟及逐渐强化的澳日、澳韩安全关系为澳在日韩争端中发挥“调节者”角色提供了空间，但此种角色很难复制到中日关系上，任何企图通过改变澳日、澳中关系而增强澳在钓鱼岛问题上之角色能力的想法都是不明智的。

　　可以看出，澳学界的主流观点是： 优越的地理位置虽为澳提供了远离“东亚风暴”的战略纵深，但钓鱼岛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关涉澳自身利益，澳对此应“有所作为”； 对于澳在钓鱼岛争端中的角色定位，澳应持谨慎态度，不宜“选边站”而直接卷入其中； 澳也不宜在这场“东海地缘战略游戏”中扮演外交和军事从属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