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德国统一与欧洲地缘革命

　　德意志在神圣罗马帝国统治时期，由于皇帝同教皇关于权力无休止的斗争，根本不存在强大的中央王权，而存在着诸侯做大的邦国主义，与西欧其他国家相比较，德意志的王权从没有达到过中枢地位。然而德意志统一的努力并没有消失，随着历史的发展进入17世纪，德意志试图在日益强大的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下通过战争方式实现国家统一，但是在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首相黎塞留积极主导介入三十年战争，击败了哈布斯堡家族控制下的神圣罗马帝国，中断了神圣罗马帝国试图统一德国的进程，使德意志分为大大小小300多个诸侯王国，各个都是外交政策自主，使得神圣罗马帝国名存实亡。基辛格评价说：黎塞留的这一行动保证了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但是却让德意志民族的国家统一战略推迟了200年。

　　但是当历史进入到19世纪60年代，德意志在普鲁士的主导下，通过利用周边大国矛盾，在外交上纵横捭阖，积极塑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先后经过普丹战争、普奥战争、普法战争等三次王朝战争建立了由俾斯麦设计小德意志的基础上（排斥了德意志民族内的另一强国——奥地利）德意志第二帝国，终于结束德意志的分裂，实现民族的统一。然而统一之后的德国不比昔日的普鲁士，它不仅是个军事强国，而且在各个方面都足以引起周围国家不安的大国，统一之后面积增加了一倍，人口从1930万增加到3460万。更重要的是，统一促进了经济的惊人发展，而德国工业以巨人般的步伐前进，使欧洲其他所有的经济体，包括英国的经济都落后了。

　　但是，强者必遭嫉妒，德意志帝国的建立造成了普鲁士传统盟友英国和俄国的噩梦，因为德国的统一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的力量结构，而这种改变是在战场上打败欧洲五大国中两个大国的激烈方式实现的，那么必然引起其他国家的激烈反弹。这种强大带来的压力突出表现在英俄两国对德国的态度上。统一之前，当德国陷入与法国或奥地利的较量时，英国和俄国则或多或少施以援手，或则保持善意中立，属于普鲁士的“天然盟友”，但是统一之后，德国一跃成为中欧最强大的国家，而法国和奥地利反而处于需要保护的状态。对于这种地缘革命的变化，英国和俄国的立场基本一致，就是遏制德国优势的扩大，确保法国和奥地利的力量不能受到进一步削弱，反而应该得到更多的支持。但究其实质则是维持维也纳体系瓦解后的大陆均势，确保两国能够继续插手西欧事务，继续扮演仲裁者的角色。对于欧洲的力量结构激烈性重新组合，保罗·肯尼迪评价说：欧洲失去了一个主妇，却得到了一个主人。

　　二、1875年德法战争危机与德国外交失败

　　1873年，随着法国还清战争赔款，国内政局趋于稳定，且政治，经济快速复苏，军事实力快速增长，加之法国力主对德复仇的极端保皇派麦克马洪上台，法国的复仇主义情绪也日益高涨起来。1873年8月，南锡市主教发表一封《牧师的信》，号召信徒们为阿尔萨斯和洛林回到法国的怀抱而祈祷。为了对付法国日益高涨的反德情绪，德国舆论在俾斯麦的指使下发动了一场反对法国的狂热运动。俾斯麦还利用国内的反法情绪，使国会在1874年通过了增加军事拨款和确定7年军事预算的军事法案，以威慑法国。面对德国的政策，法国不甘示弱，积极向欧洲各大国发出呼吁：德国蓄意发动一场新的对法战争。这一呼吁得到了欧洲大国的支持。在国际舆论下，俾斯麦被迫于1874年2月17日下令暂时平息国内的反法风波。不久，德法战争危机再露端倪。1875年2月，俾斯麦派其亲信拉多维茨出使圣彼得堡，试图法国问题上寻求俄国支持。可俄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明确指出俄国同情法国。随着矛盾的升级，英国和俄国表示明确反对，并且联合意大利，奥匈帝国向德国施压，要求德国明确保证，不要对法国发动战争，而俾斯麦也极力说服，使它们相信德国实在无意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尽力平息了此事。而结果证明德国在欧洲完全陷入孤立，俾斯麦一手拉响的“战争在望”危机也以自己的全面失败而告终。

　　三、外交战略转型

　　1875年德法战争危机不能不说是俾斯麦辉煌的外交生涯中的一次惨痛的失败，同时也使他意识到德国崛起的客观事实，而再继续奉行低姿态的外交政策就是无疑是自欺欺人。同时在在地缘政治层面，作为欧洲大陆中央的国家，统一后的德国外部环境存在很大问题。处于英、法、奥、俄等强国环抱之中，很容易四面楚歌。俾斯麦总结说，德国处于“中心和无屏障的地理位置，国防线伸向四面八方，反德联盟很容易形成”。所以俾斯麦主导下的德国根据现实主义原则，积极调整外交战略，防止出现一个敌对的同盟。而俾斯麦整个结盟体系的过程中，德国始终占据保证自己的主动和主导作用，确保实现法国在欧洲大陆孤立和防止法俄结盟的可能，为德国的国家安全塑造了安全的战略环境，其目的并不是维持均势，而是平衡各国的关系，防止战争的发生。在1875年德法战争危机之后，德国在外交和军事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政策，不仅控制了德国统一带来的冲击，还巩固并提高了国际地位。1871—1890年德国经济实力极大增强，综合国力仅略次于英国，然而这种快速崛起并未遭到外界的强烈反弹，甚至连德国海外殖民地的大规模扩张也没有引起国际关系的紧张。总之，德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使成为欧洲秩序颠覆者的德国转变成了欧洲稳定的维护者。

　　参考文献：

　　[2]王保存王章辉余昌楷译.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革与军事冲突（上）[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