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治发展实际上是一种历史进程，是一个伴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而同时得以推进的进程。无论是通过主观规划与设计所推动的一国政治发展，还是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而导致的政治发展，之所以形成种种差异或采取了不同的政治发展模式，主要在于其生存的生态环境不同。自然地理条件、物质生产方式与水平、社会传统、文化习俗、民族构成等，这些都是政治的生态环境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对政治的形成、变化、发展产生影响；同时，政治一旦形成，一旦通过其特有的力量作用于社会乃至作用于自然，也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改变着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所以，一方面，基于特定的国情基础来构建一国的政治体制，是政治发展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规律；另一方面，合理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来促进一国的政治发展，也是需要遵循的基本原理。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人类能够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的那些共通的、普遍的政治文明成果主要包括：属于政治原则方面的，如“人民主权”原则以及基于这个原则的一些价值和理念；属于政治精神方面的，如国家治理中的“法治精神”；属于政治技术方面的，如不同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面临共同问题的解决手段。当然，正确区分政治发展中的合理借鉴与向别国输出政治价值和制度这两者之间的原则性差别，在当代国际政治领域也是非常必要的。

　　［关键词］政治发展　政治生态　政治文明

　　一国之政治状况受制于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应该说是一个早已被人们所认识的问题。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当代，这样的判断已成定论且具有广泛的共识。古典政治学的开创者亚里士多德在研究城邦政体时，既提出了政治结构、政治生活的一般原理和一般准则，也分析了各种政体的差别以及形成这些差别的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所以，亚里士多德指出：“政治（政体）研究［既为各种实用学术的一门］，这一门显然也该力求完备：第一应该考虑，何者为最优良的政体，如果没有外因的妨碍，则最切合于理想的政体要具备并发展哪些素质。第二，政治学术因考虑适合于不同公民团体的各种不同政体。最良好的政体不是一般现成城邦所可实现的，优良的立法家和真实的政治家不应一心想望绝对至善的政体，他必须注意到本邦现实条件而寻求同它相适应的最良好政体。第三，政治学说还该考虑，在某些假设的情况中，应以哪种政体为相宜；并研究这种政体怎样才能创制，在构成以后又怎样可使它垂予久远。”①由于“一定的人民”所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千差万别，所以对其“最优政体”的选择也就带来了复杂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表示，政治学说是人类一切学说中最复杂的一门学术。

　　政治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程

　　作为一种学术概念或者说一种理论体系，政治发展的问题是现代以来才出现的。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发展首先源于政治学者在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以来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研究所提出的理论。这一理论产生的现实背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随着民族独立运动的掀起，在亚非拉的广大地区，一些原来的殖民国家纷纷宣告独立，成立新的民族国家。而对于这样的国家来说，由于长期接受的是殖民主义的统治，所以缺乏自己的政治实践和政治经验，因而普遍面临看政治结构不健全、政治功能弱化、政治不稳定、政治腐败和衰败等等方面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学者提出了很多关于这些国家如何推进政治发展以建立稳定和良好政治秩序的理论与主张。

　　然而，政治发展实际上也是一种历史进程，是一个伴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而同时得以推进的进程。而且从广义而言，政治发展也可以视为人类的政治文明进程，视为人类美好政治理想与政治价值观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得以运用和体现的进程。当然，这种进程在不同的国家以及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但是，与经济发展表现出的物质财富总量不断得到增长并使社会成员的物资生活条件得以改善的情况一样，人类通过政治发展，社会成员的政治生活也随之而得到改善。

　　就学术层面的研究来说，一些学者对政治发展有不同的理解和描述，提出了很多关于政治发展的见解。１９６６年，派伊（Ｌ．Ｗ．Ｐｙｅ）出版《政治发展面面观》一书，列举了当时关于政治发展的十个定义，一方面显示了政治发展研究受到广泛关注的情形，另一方面也表明，有关政治发展的问题，其解释性的分歧也相当地严重。根据派伊的说法，政治发展主要涉及政治社会之三个方面的运动：在个人与政治系统之间，应增加个人之间的平等；在政治系统与环境之间，应增加政治系统之能力；在政治系统之内，应促进制度与结构的分化。派伊把“平等”、“能力”、“分化”视为政治发展过程的三个核心概念。具体来说，“平等”包括了普遍的选举和参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基于功绩的政治晋升制度等等；“能力”包括了政治执行的范围、执行公共政策的效率、理性的行政和政策取向等等；“分化”包括了组织结构的专门化分工，以及在分工基础上的高度整合等等。②

　　大致说来，根据一些学者的观点，政治发展表明了如下一些基本走向与路径：一是现代政治文化的世俗化和大众化进程。即通过有效的教育和传播，使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人权、自由等等现代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价值得以普及，使其成为大多数社会成员特别是政治行为主体的思想基础和行为基础。二是政治结构与功能的分化、专化、整合以及政府能力的提高。即通过有效的政治设计，建立起职能清晰、结构合理的政治组织，并提高其政治制度化水平，进而提高政府治理社会的能力。法律的权威取代了政治领袖的权威，公民权利、责任和义务意识的提高直接带来了政府治理效率的提高和政府成本的降低。三是公民政治参与的普遍性和有效性。即在人民主权原则的支配下，以规范的选举制度作为政治录用的基本准则，使合法选民能够通过选举等规范的渠道，实现对政府以及政策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与控制。

　　可以看到，政治发展包含了诸如政治原则、政治结构、政治文化、政治生活等多个层面及多个领域的文明和进步，但是其核心的问题，应该是政治的民主化进程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民主化程度。或者可以这样认为，尽管政治发展不仅仅是指政治的民主化，但是政治民主化是政治发展所有问题的核心和基础，政治发展中其他很多政治领域的文明和进步，正是由政治民主化进程以及政治民主化程度所推动并决定的。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问题，政治发展反映的是由于生产力以及经济基础的发展而对政治上层建筑之发展提出的必然要求。但是从具体的历史时期以及具体的国度来看，政治发展的实际进程是一种主动的行为还是被动的行为，却始终是学者所关注的兴趣点，也是决定一国政治发展之质量和水平的重要因素。如果一个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提出了明确的政治发展目标、进程和步骤，那就表明了政治发展的一种主动意识和行为。反之，如果没有能够提出相对明确的政治发展规划，即使由于历史的进程在实际上也推动了政治发展，那也只能表明，这样的政治发展是一种被动的进程。

　　在近代乃至现代人类政治史上，总体而言，政治发展中经过人为规划的范例颇为罕见，也就是说，大多数的政治发展是在非规划的、无预期的情况下被动地发生的。①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原理，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集团的最为根本的统治目的，正是为了维护其既定的统治，包括其统治秩序和统治制度，而任何政治发展都意味着对既定统治秩序和统治制度的冲击和挑战。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均认为，一定统治集团往往不大可能成为一国政治发展的动力。当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当社会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而推动了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的发展以后，现存的上层建筑即体现出与其经济基础不适应的情况，这时候就需要上层建筑也随之发生变革。政治发展反映了社会变革的要求，但是如果一定的统治集团不能顺应社会变革的要求而主动推进政治发展的进程，那就可能会给社会的健康发展带来影响，甚至也会直接影响既定统治秩序的持续稳定和发展。

　　政治发展如何受到生态环境的影响

　　无论是通过主观规划与设计所推动的一国政治发展，还是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而导致的政治发展，研究者都注意到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即不同国家在其政治发展进程中之所以形成种种差异，或者说，不同的国家之所以采取了不同的政治发展模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其所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不同所致。

　　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之际，一些新兴独立国家在其独立之后，直接面临着政治发展的任务。由于这些国家长期在殖民主义国家统治之下，缺乏政治统治的经历和经验，所以相对来说，政治发展要“从头开始”或者说“从零开始”。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国家纷纷仿效宗主国或者其他西方国家的政治模式进行政治设计。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成功发展，使得其政治制度也受到很多国家的追捧，因而仿效美国政治模式来实施本国政治发展的国度也为数不少。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仿效实践之后，人们似乎很少看到因仿效美国政治模式而成功的国家。例如，在一般的制度层面和技术层面，人们并不难理解和把握美国共和政治下的总统选举，但是如南美或者非洲的一些国家，按照同样的方法选举其总统的过程，往往总是伴随着暴力和动荡的局面，甚至即使在民选总统产生之后，很快就被军人政权通过政变而取而代之。

　　研究者注意到，就像一定的植物只能生长在一定的土壤、气候等条件之下一样，一定的政治模式也只能存在于一定的生态环境之中。这种认为政治的发展受制于一定生态环境的观点，直接导致了政治生态理论的研究。

　　据认为，“生态学”最早是由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于１８６９年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他认为，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也可以说是一门研究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在生态学的研究中，其内涵和外延随着研究的深入而得到了不断的拓展。最近几十年以来，由于人类在改造自然方面所取得的巨大业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改变了其赖以生存的自然和人文环境，这又反过来影响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正是由于如此，“环境主义者”以及“绿色革命”等等的事件和运动此起彼伏，对人类的发展提出了很多警示和启迪。可以认为，这些问题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

　　政治生态理论就是运用生态学的观点来研究和观察社会政治现象的一种理论和方法。如果说一般生态学是以生物的生存条件以及生物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探求有机体之间以及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形式和规律，那么，政治生态理论则借助于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从政治体系与其环境的相互关系中研究政治现象的形式及其发展。

　　其实，在研究政治现象时要考虑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和作用，很早就为政治学家所注意。亚里士多德提出政治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发现一国人民适合于何种政体的命题，就充分体现了政治生态的思想。然而，亚里士多德尚没有具体分析究竟是哪些生态因素影响到人民对于一定政体的选择。近代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则通过大量的实地考察，出版了著名的《论法的精神》一书，详细分析了一国政治和法律与其赖以生存的环境之间的关系。孟德斯鸠指出：

　　法律应该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和寒、热、温的气候有关系；和土地的质量、形势与面积有关系；和农、猎、牧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有关系。法律应该和政制所能容忍的自由程度有关系；和居民的宗教、性癖、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最后，法律和法律之间也有关系，法律与它们的渊源，和立法者的目的，以及和作为法律建立的基础的事物的秩序也有关系。应该从所有这些观点去考察法律。……这些关系综合起来就构成所谓“法的精神”。①

　　孟德斯鸠以不同的环境来说明各主要政体差异的由来，认为这些不同类型的政体在某种意义上是被强制适应于这些不同环境的；但是，另一方面，不同的政体又塑造着不同的人民和文化，这同样决定着政体发展的走向和趋势。正是因为事物间的生态关联，孟德斯鸠从地理环境和社会习俗入手，探求政治法律体系的环境基础与演变规律，其理论意义无疑超越了时代的局限。②当代美国政治学家大卫·伊斯顿（Ｄ．Ｅａｓｔｏｎ）开创了政治系统的研究，认为政治系统是社会功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一部分是由自然的、生物的、社会的、心理的环境包围着的。政治系统处在这些环境的影响之下，又反过来作用于这些环境。根据政治生态理论的观点，一个国家的政治模式及其政治功能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选择，而是由一系列复杂的生态因素影响和作用的结果。政治存在于生态环境之中，与生态环境保持着动态平衡的关系。

　　现在的问题是，究竟是哪些因素构成了政治的生态环境？换句话说，究竟是哪些因素影响到或者说决定了一国政治之所以这样而不是那样；在种种影响或者决定政治状况的生态环境因素中，又是哪些因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哪些因素只是一般性的起作用；这些因素又是如何通过什么机制对政治产生影响等等，却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学者的意见也不尽一致。一般认为，直接或间接地对政治的形成、变化、发展具有影响的自然地理条件、物质生产方式与水平、社会传统、文化习俗、民族构成等，都是政治的生态环境因素。政治不能脱离这些环境独立存在并发挥作用，同时，政治的存在和运行也影响着这些环境。

　　根据一般的政治生态观点，能够影响乃至于决定一国政治模式及状况的生态环境因素主要有五：

　　一是国家的领土及幅员。国家之大小、人口之多少这样的基础性问题，一定是决定一国政治状况的基本因素。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是近代民主主义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竭力主张人民主权原则，并且强调人民主权之不可分割、不可代表之特性，所以他主张直接民主制。但是，他同时又指出，由于任何实际上的国家其幅员之广、人口之众，使得民主制根本就无法施行。他说：

　　就民主制这个名词的严格意义而言，真正的民主制就从来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多数人统治而少数人被统治，那是违反自然的秩序的。我们不能想象人民无休无止地来开大会来讨论公共事务。③

　　孟德斯鸠也有过关于民主制度适用于小国而专制制度适用于大国的判断。两位法国思想家提出大致相同的观点，应该与法国传统的集权制度传统有关，也与他们那个时代的交往手段与方式有关。当然，政治发展实际进程中的探索突破了两位大师的论断，“代议制”模式有效地实现了民主原则和民主实践的融合问题。

　　二是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地理及其一般气候条件是人所生存的基础，从而也是人之群体及其组织的基本条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时代所研究的政体问题，是一种人口相对集中、且规模不大之“城邦”的政体。那时候的“城邦”与现代绝大多数的国家几乎完全不能同日而语。地理与气候等自然条件之所以能够影响到政治状况，是因为不同的地理气候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培育着不同的人，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决定着人们的交往方式和组织方式，从而直接间接地影响到其特定的政治状况。譬如说，岛国的人民往往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更具有凝聚性，生活在山林地区的人民往往具有坚忍不拔的精神，南方的人民相对细腻，而北方的人民豪爽直率等等。这些因素都直接间接地带入到他们所参与的政治生活之中。

　　三是经济制度及经济发展水平。李普赛特（Ｓ．Ｍ．Ｌｉｐｓｅｔ）关于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的变量关系的建构，成为分析现代民主政治生成的起点。他指出，经济发展所推动的财富增长、工业化发展、教育与识字率，以及城市化水平，都直接推动了民主的出现。①李普赛特的这一论点也成为政治现代化理论的核心观点。然而，由于经济发展对于政治模式选择的决定是复杂难辨的，从而引发了持续、广泛而深入的争议——经济增长是否必然导致政治民主化，还是民主国家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又或者两者之间并没有同相的比例关系。除了理论上的争议之外，我们也能够发现现实中的反例。例如，印度在经济发展水平极低的阶段就建立起相对完整的代议民主制；而富得流油的一些中东国家，至今仍然延续着部族威权统治。但多数研究者认同，经济增长不能仅用经济指标来衡量，它还会带动社会结构的变化，进而对政治体系产生影响。无论如何，经济增长都是促进政治民主的一个有利必要条件，很难想象在一个贫穷落后、民众教育文化素质低下的国家，能够产生高质量的民主体制。

　　四是历史、传统与文化因素。历史传统与社会文化对一国政体与模式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和潜移默化的，这也正是形成当前世界各种政治模式的重要原因。戴维·赫尔德（Ｄ．Ｈｅｌｄ）尝试概括西方民主的种种类型，从古典民主、直接民主、保护型民主、发展型民主、合法型民主、参与型民主、自治型民主、共和主义民主、自由主义民主、精英主义民主、多元主义民主等等不一而足②，而阿尔蒙德（Ｇ．Ａ．Ａｌｍｏｎｄ）基于政治文化的视角，将西方工业民主国家分为地区型、臣属型和参与型的三种理想模式。③帕特南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证实了甚至在一个国家内部，基于历史积习和民俗所形成的社会资本（信任、规范与社会网络）都存在显著的差异，并直接影响着政府的治理绩效。④一国之历史、传统和文化因素具有传承性以及潜移默化的特点，能够直接间接地影响到一代又一代的人。譬如说，尽管现时代的人都没有封建专制主义的生活经历和体验，但是正如邓小平所说的：“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⑤这就充分反映了历史、传统和文化等等对政治系统的影响。 五是国际因素。倘若我们将上述四种因素归结为影响一国政体的内部生态环境因素的话，国际因素则是影响政体的外部环境因素。尽管影响一国政体选择的国际因素也是十分复杂多样的，如地缘政治、国际经济体制、国际政治格局、国际主流价值观、国际合作与冲突等等，但从更具操作性和观察性的角度看，影响一国政体选择与变动的因素应当更为具体性和操作化。美国学者李维斯基和威尔曾经使用“国际干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与“国际关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ｎｋａｇｅ）来分析竞争性威权国家所遇到的外部影响。前者包括西方强权国家采取威胁、制裁以及其他惩罚威权国家的手段，也包括潜在的经济、安全上对目标国家的威胁；后者则指这些威权国家与西方国家（美国、欧盟，西方主导的多边组织）之间在经济、外交、社会、信息和市民社会等方面的联系。①尽管这一分析只是侧重于对“威权国家”民主转型的外部因素的解构，但也确实说明了一国政体选择上可能面临外部因素的干预。当然，一些国家在其自身发展中，主动融入国际社会，顺应国际社会以及时代发展的潮流，积极主动地推进政治发展，这种情况也可以被视为国际环境对国内政治发展产生影响的一个情形。